第158條以外的釋法

【文：戚本盛 @進步教師同盟】

教育的一項功能是去神秘化，關於「釋法」的教育，必然涉及繁瑣的條文和程序，但教材只要整理得宜，法律其實並不神秘，一般中學生都可理解、分析和判斷，理解法律實在也是公民素養的重要部份。

教授「釋法」必須理解關於釋法的條文。《基本法》第八章題為《本法的解釋及修改》，其中第158和159條分別就是「解釋」和「修改」的條文。158條規定了解釋權在人大常委、人大常委授權香港法院在審案時自行授權、以及進行解釋時的程序，即如果：

(1) 香港法院在審案時需要對中央事務和中港關係的條文進行解釋，
(2) 而該解釋又影響判案，
(3) 在終局判決前，
(4) 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
(5) 人大常委解釋前，徵詢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上述(1)是關於釋法內容的，其餘(2)-(5)是關於釋法程序的。

過去歷次「釋法」的程序資料也可整理成學生可理解的文字：

1999年人大常委第一次釋法，是由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交有關居留權的報告，指吳嘉玲等案出現對第22條第4款及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的爭議，「涉及應如何理解《基本法》的原則性的問題」，「而內地居民來香港的管理方法，涉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因此建議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定」對上述兩條條文作出解釋。

2004年人大常委第二次釋法，所針對的是《基本法》附件一第7條和附件二第3條載列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這一次釋法是人大委員長會議向人大常委提請的，正式的公告並沒有列出釋法的理由。

2005年人大常委第三次釋法，是由署理行政長官就《基本法》第53條第2款關於行政長官的任期，而向國務院建議提請人大常委進行解釋，理由是為了如期選出行政長官，確保香港社會的正常運作。

2011年人大常委第四次釋法，是應香港終審法院按第158條第3款的規定，向人大常委提出，對《基本法》第13條第1款和第19條進行解釋。第13條是關於外交事務的，第19條則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對國防和外交等國家行為沒有管轄權。

2016年人大常委第五次釋法，是人大委員長會議提請人大常委審議《基本法》第104條關於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等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規定。正式的公告並沒有列出釋法的理由。

至此，教授「釋法」時便可有兩個關鍵提問：

A. 歷次釋法的內容，是否符合第158條的規定（即是否涉及中央事務或中港關係）？
B. 歷次釋法的程序，是否符合第158條的規定（即上述(2)-(5)的規定）？

我認為，對A和B兩問的回答，只有第四次釋法可答「是」。就A而言，第一次釋法所說因內地居民來港的管理而涉及中央和香港關係，是牽強的，其餘第二、三、五次釋法不涉及中央事務或中港關係，則更為明顯。就B而言，無論是第一、三次由行政長官建議國務院提請，或由第二、五次由人大委員長提請，都不是按第158條進行的。

於此，可以引導學生討論的是：

C. 既然第158條已列明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那麼，人大常委可否不按明文規定的程序，是否合理？又或者說，158條以外的釋法，是否合法、合理？

可以預計，認為如此仍然合理的觀點，大多會從現實政治、國家／政權至上等立論；認為不合理的觀點，大抵會著重制度、法治的重要性等。教師在這種爭議中，當然可以持有其個人的觀點，但更重要的不是強求學生認同教師的觀點，而是要促導學生按理、據作出結論，並同時理解推論、理據的強或弱。

（教授「釋法」的擬答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