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業餘考古學家舒里曼(Henrich Schliemann)用他對特洛伊近乎偏執、楔而不捨的追尋，加上他的運氣和眼光，為解開特洛伊的謎團帶來重要的轉機。雖然如此，當時圍繞邁錫尼和Hisarlık土丘的遺址仍然有太多的疑團。首先，Hisarlık土丘是否《荷馬史詩》描述的特洛伊，此問題在19世紀仍未有明確的答案。另外，即使特洛伊被證實存在，也不代表《荷馬史詩》所描寫的是歷史事件而非虛構故事。《荷馬史詩》成書的時代，乃書中所述時代背景後的數百年，我們有理由質疑當中情節的歷史真實性。打個比喻，即使歷史上存在一座襄陽城，並不等同郭靖是歷史人物，更遑論郭靖守襄陽城真有其事。歷史學家不能以一部20世紀的文學作品引証13世紀發生的歷史事件。同樣，要證明成書於公元前8世紀左右的《荷馬史詩》包含數世紀前青銅器時代晚期的歷史記憶，主張一方的舉證責任重大而艱鉅。
簡單來說，要證明Hisarlık土丘遺址跟特洛伊的關係，及研究《荷馬史詩》當中事件和人物的真實性，不得不依靠更多外來的、有力的證據。然而舒里曼對Hisarlık土丘本身，即他認定為特洛伊遺址的考古研究並沒有帶來確鑿的線索。要解開這些疑難，將窮數代考古學家畢生的精力才稍有眉目，而部分證據的出土，更是來自考古學家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法老王的對手
19世紀末期，當舒里曼正忙於對Hisarlık土丘進行考古發掘的同時，在地中海另一邊的埃及，1844年考古學家對古埃及神廟銘文的翻譯(註：1822年古埃及的聖書體文字首次被翻譯)帶來驚人的發現。歷史學家從卡納克(Karnak)的銘文中知道，在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時期，曾經有另一強國在東地中海的勢力強大到有能力跟埃及正面交鋒。在埃及的記錄中，這失落的古國名叫Khatti，由偉大的國王所統治。當時這發現令歷史學家為之震驚，因為能跟埃及並列的帝國，只有巴比倫(Babylonia)和亞述(Assyria)，後兩者都在美索不達米亞留下了大量的遺址，且它們的事蹟均被記錄在希臘、羅馬、及猶太人的史學著作中。而Khatti這個理應跟以上兩國至少實力相當的大國，卻是如鬼魅般完全消失在歷史上。希羅多德和弗拉維．約瑟夫的著作中沒有隻字提及，只有埃及神殿牆上的名字提示它曾經的輝煌。
卡納克(Karnak)神廟鳥瞰圖
神廟牆上的卡佚石條約(Treaty of Kadesh)銘文
謎一樣的文字
1880年，在埃及的考古遺址出土了一批的泥板，泥板記載埃及新王國時法老王的外交書信。泥板，是古代常用的書寫媒介，文字以蘆葦筆書寫在濕的粘土上，然後風乾或加熱烘乾後成為耐久的泥板。在埃及新王國時期，外交書信絕大多數以一種寫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cuneiform script)：阿卡德文(Akkadian)書寫。當時阿卡德文在近東世界的地位等同今日的英文，是國際外交的通用語。但考古學家發現，除了阿卡德文的泥板之外，法老的外交書信當中，存在少量神秘而無法解讀的文字。直至1893年，寫有謎一樣文字的泥板再次出現在考古學家的視線內。法國考古學家Ernest Chantre在土耳其中部安納托利亞高原的一條小村Boğazkale進行考古發掘時，無意中發現不少泥板的殘片。當消息傳返歐洲後，語言學家很快發現土耳其中部所發現的泥板，和埃及所發現的未破譯楔形文字泥板很可能是同一種文字。有見及此，德國考古學家Hugo Winckler及君士坦丁堡博物館館長Theodore Makridi於1905年遠離地中海的海岸，前赴貧瘠的土耳其中部，尋訪神秘的、刻有謎一樣文字的泥板。
從左到右：法國考古學家Ernest Chantre，德國考古學家Hugo Winckler及君士坦丁堡博物館館長Theodore Makridi
無法解讀的神秘楔形文字
進入遺址前通過的獅子門(Lion’s Gate)
湮滅的古國
1906年，懷著無數未解的疑問，Hugo Winckler抵達Boğazkale遺址，正式的考古發掘隨即展開。很快考古團隊就在衛城山(Büyükkale)西坡發現數以千計的古代文件泥板。泥板上的銘文出現「偉大的王，赫梯的王」一類語句。越來越多的證據令Hugo Winckler有理由相信，龐大的遺址在某段時期曾經是一座政治、經濟的樞鈕城市，很可能就是一個龐大帝國的行政中心。在此之前，歷史學家從不知道安納托利亞中部曾經在青銅器時代晚期存在過雄霸一方的帝國，關於這個帝國存在的一切記憶都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直到Hugo Winckler的考古發掘重新喚醒埋藏於沙土下的歷史記憶。
衛城山(Büyükkale)上的大皇宮
衛城山(Büyükkale)鳥瞰圖
大皇宮復完圖
Hugo Winckler對一號神殿(大神殿)及衛城山(Büyükkale)的考古工作一直進行到1907、1911、1912年，截至當時為止，出土的泥板數量竟有萬塊之多！在一號神殿以及重要的公共建築群，考古學者發現了多個存放泥板的檔案館，以及曾經被烈火焚燒的證據。在公元前12世紀城池殞落的時候，許多重要的建築物曾經被人故意縱火，但火同時烤硬存放於木架上的泥板，令大批泥板在倒塌的屋頂下被保存下來。在古代近東考古史中，只有其他遠古帝國的首都曾經出土如此之多的泥板。Boğazkale遺址的重要性呼之欲出，因為此時考古證據只指向一個可能性，Boğazkale遺址曾經是古代一個幅員遼闊大帝國的首都。
發現大量泥板的一號神殿(大神殿)平面圖
哈圖沙一號神殿(大神殿)鳥瞰圖
一號神殿(大神殿)遺址地面
考古復完圖
哈圖沙
哈圖沙城平面圖
從阿卡德文字書寫的泥板書中，考古學家知道這座城市名叫哈圖沙(Hattusa)，楔形文字寫法是
它是赫梯(Hatti)帝國(又名西臺帝國)的首都。哈圖沙的地理位置，作為一大國的首都，可謂令人感到困惑莫名。首先，哈圖沙位於氣候嚴酷的安納托利亞高原，遠離海岸或是河流，而是深入內陸。在古代將城市建在這等地方，將面對嚴峻的物流供給以及施工困難。到底是甚麼驅使他們，曾經繁盛的帝國的主人，將都城建立在這種地方？我們沒有確切的答案。然而遺址本身險要的地勢，城高牆厚的特點，令我們懷疑挑選此地的真正目的是要防範外敵進攻。
哈圖沙在安納托利亞的位置：深入內陸，遠離美索不達米亞的權力中心
城南宏偉的人面獅身像城門(Sphinx Gate)，面向埃及，也是埃及使節進城前首先見到的建築物
城北地勢崎嶇不平，易守難攻
鳥瞰圖中可見城牆的地基，城牆中空的格狀位置填入夯土(經壓實的泥土)，大大增加了城牆的厚度
哈圖沙城高牆厚，圖上為復完的一段城牆，高11-13米，這樣的城牆總長度達9公里，而且城由外至內以城牆劃分為多層區域，最內的衛城山被重重包圍，以青銅器時代的標準，是銅牆鐵壁，牢不可破
考古學家亦發現哈圖沙城內先進的供水設施(在羅馬是怎樣建成的第一季，筆者大約提及過西臺首都哈圖沙的水利工程)。西臺人非常重視衛生，城內的供水基建在同時代具有世界領先的地位。上城(upper city)內的大型的儲水設施針對乾旱的氣候防患未然，陶土燒製的水管將清水供應到城內七座清泉裡。令人讚歎的防禦工事，加上大量的儲水和儲糧設施，令哈圖沙能夠應付同期最猛烈、持久的攻城戰。但除此之外，我們對於這個帝國的一切都近乎一無所知。能威脅到埃及在近東的統治，首都建在遠離近東權力中心的安納托利亞內陸，西臺到底是個怎樣的帝國？西臺人到底又是個怎樣的民族，要解開西臺帝國的大謎團，就必須破解他們的語言，別無他法。
哈圖沙城北的儲水池平面圖：在乾旱的地理條件下建造首都，必須具有先進的治水技術，方可應付城內眾多居民的需求
儲水池考古遺址
哈圖沙城內的陶土燒製供水管道，為七座清泉供水。哈圖沙是青銅器時代極少數有自來水的城市。從哈圖沙泥板發現的神殿職員工作指引，西臺人對祭司個人潔淨和衛生有很高、很嚴謹的要求。
糧倉遺址平面圖：有備無患
現在吃麵包和喝水(Nu Ninda-an ezzateni watar-ma ekuteni)
泥板書寫所用的，是源自蘇美爾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所以每個文字的發音都是已知，但是每句背後的意思卻是不明。情況就如，一個懂英文的人，面對同樣以拉丁字母書寫的芬蘭文，即使知道讀音卻可以完全不明白意思。正因為這個問題，雖然考古學家發現大量泥板，然而由於泥板上的文字未能被解讀，它們就形同歷史沉默不言的見證人。萬塊沉默不言的泥板，始終未能為考古學家帶來更多重要線索。另一個重要突破，也就是對神秘文字的破譯，將永遠改變我們對安納托利亞在古代近東世界國際政治形勢所扮演角色的認知，亦將為安納托利亞西北端的特洛伊疑難帶來全新的角度和線索。
首先嘗試對泥板進行破譯的，正是負責考古發掘的Hugo Winckler，然而他終其一生並沒有完成這項重要的工作，於是破解楔形文字的重任，就旁落在奧匈帝國維也納大學的捷克籍語言學家Friedrich Hrozný身上。Hrozný留意到KUB Vol. 13 No.4泥板(分類編號為CTH264.A)第二欄第70行一段有趣的銘文。
這句的發音，以拉丁字母轉寫是：Nu Ninda-an ezzateni waatar-ma ekuteni
Friedrich Hrozný嘗試從這句開始入手，Ninda是從阿卡德文中的借字，即麵包咁解，尾綴的-an是賓謂格(accusative)。Friedrich Hrozný留意到一個很奇怪的字，即句中第四個字：wa-a-tar。
wa-a-tar，會令你聯想起咩？
正常來說，所有人都會聯想到英文water，水的意思。對Hrozný來說，他有可能即時聯想到的是德文Wasser，同樣解水的意思。但這樣令人感覺非常奇怪，一種滅絕3,100年的語言，難道會跟現代英語和德語有共通的詞彙？
CTH264.A泥板，內容為予神殿職員的工作指引。此泥板是幫助語言學家破譯西臺文字的關鍵。
懷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精神，Hrozný假設這種文字：西臺語跟現代的英語和德語有親戚關係，即同屬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一個大類的其中一分支。他嘗試將句中其他字詞跟其他已知印歐語的生字進行配對。從其他句字中，Hrozný推敲ezzateni和ekuteni的尾綴-te-ni是第二身雙數動詞的意思。Nu是瑞典語中的Now，ezza跟德語的essen(食)發音非常相似，而eku則近於拉丁語aqua(水)，通過如此抽絲剝繭，Hrozný發現他成功拼出一句意思完整而合邏輯的西臺句子：現在(你)吃麵包和喝水。沉寂了3,000多年的聲音，終於再度發聲。1915年10月，Hrozný向外界公佈他的發現，他的發現旋即震驚世界。通過對西臺語的語言學分析，Hrozný清楚知道他發現的是世界最早的印歐語(Indo-European Language)，研究結果最終於1917年發表，他的結論被廣泛接納。截至1930年為止，許多的西臺泥板已經被翻譯，而在這些譯文當中，歷史學家竟找到跟特洛伊有關的驚人發現！
參考資料：
Burney C. (2004)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ittites, pp.45-48. Scarecrow Press.
Beckman G. (1996) The Hittite Language and its Decipherment. C.S.M.S. Bulleti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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