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自危（安德烈）

「公民之政治自由者，各人保其全而安心於表意也。」（孟德斯鳩，《法意》）

「La liberté politique, dans un citoyen, est cette tranquillité d’esprit qui provient de l’opinion que chacun a de sa sûreté[1]」(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1.6)

然而，香港人已經失去了「安心於表意」之政治自由。出售中共「禁書」的銅鑼灣書局股東及職員接連失蹤，當中最近失蹤的李波更是在香港被來歷不明的人強行帶到深圳，使香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或謂「與我無關」，我乃是無名小卒，中共豈會對付我？相反，正正是因為你不夠出名，你的風險才是更大。

2016年是立法會選舉年，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在香港目前的氣氛下，中共不會對所有有機會參選，或者擁有相當大號召力為人助選的「反對派」（包括了飯民和本土派）知名人物，親自動手，作出綁架這類行為，因為這樣做必然只會為「反對派」爭取更多同情票。再說，要對付這些知名人物，單靠香港政府以法律手段作出政治檢控已經足夠，而且成本低很多；甚至真的要搞恐嚇、毆打的話，中共去找黑社會流氓即可，無需自己出手。所以，在這意義下，黃毓民、黃洋達和陳雲是最安全的；因為即使彼等被香港警察傳召往警署「協助調查」，也已經足以引發一場包圍警署的示威，而示威背後展示出來的政治動員力，以及吸引過來的傳媒關注，最終只會對本土派選情有利。

或許我等換個角度想想這問題。銅鑼灣書店接連發生負責人失蹤事件之前，其實有多少人聽過李波、桂民海、呂波、林榮基和張志平這些名字呢？甚至根本很多人連銅鑼灣書店也沒有聽過，只知道銅鑼灣有一間誠品書店（這是我和我女友常到之處）。彼等只不過是一個寂寂無名的普通人。彼等背後似乎也不直接屬於同一個有實力的政黨、社運或宗教組織。像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壹傳媒集團這些得到美國支持的媒體，由於後台和人際網絡強大，當然不會有如此遭遇，因此你不可能看見肥佬黎被綁架到深圳協助調查。

問題是，除了快必和腦燒這一類思想能力有問題的人以外，大家應該清楚知道，事實上絕大多數抗爭者、鍵盤戰士之類都不是熱血公民的成員，是完全沒有任何強大的社會網絡去支持的。我可以非常肯定，如果我被失蹤，我的教會連半句說話也不會講，只會說祈禱。寒蟬效應由此而生：「普通人」因為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李波，開始自我審查。

誰最高危？其實是我等，包括我在內。我不算是知名的人物，然而我在輔仁和聚言寫作的文章，看的人也有不少，當中包括黑警，也可能包括中共的國安。而我確實是曾經在監視名單之上；由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幾乎我一到旺角佔領區以及清場後的旺角西洋菜街一帶，就被黑警凝視。我每主日都到旺角某間教堂的，當時每主日也會有架衝鋒車泊在門外監視我。甚至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我，在去年12月入境澳門時，也被關員截停（彼等說我在「名單上」，但當值的長官說我有澳門身份證，無法拒絕我入境，最後還是放行）。最危險的其實就是這種沒有後台，不算出名，不算最前線，但是又曾被「關注」，曾經在言行上表現出對政權不滿的「知名網民」或抗爭者。

在這標準之下，其實很多聚言時報的作者也有危險的。我暫時不相信我會被綁架，因為我近來也較少討論中共權鬥或是中國教會的問題；不過近日香港治安轉差，要找幾個流氓來毆打我，恐嚇我，是很容易的，而且成本也很低，既不會特別為其他政治團體增加很多政治能量，又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反彈（起碼中共是瞧不起香港人的反抗能力；你動一個黃之鋒當然可以激發萬人走過來政總，但你去打一個「蒸魚安」，最多只會引起一場facebook洗版）。

我相信土共大部分都對此綁架之事不太知情，甚至由梁振英凝重的神情看起來，我也認為他事前是不知情，現在心裡也是恐懼的。他主動見記者，主動說社會上有人提出李波是被「內地執法人員帶走協助調查」；他竟然不是斷言否定這個可能性，而只是強調這是「不容許」的事情，是違反「一國兩制」。記者再追問下去，他只是說仍在調查當中，不便公開太多。如果在港帶走李波確實是中國的執法人員（一如我等所相信），這事情其實對包括梁振英在內的整個投共、土共陣營都是極為不利的。就算這不是事實，只要有絲毫中國執法人員跨境綁架港人之嫌疑，就會動搖「一國兩制」。對外，這故然嚴重打擊港共政權及保皇黨本來已經低落的威信；然而，對土共內部的打擊更是嚴重，因為此舉完全是動搖這群「愛國愛港」人士本來已經很薄弱的政治信仰基礎，彼等根本是詞窮，無法對外解釋，自己心裡也恐懼（看梁美芬胡言亂語就知道了）。按照常理，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根基」，保皇黨理應團結一致的「堅決否認」國安跨境綁架，將此事說成是私人恩怨之類，但今次彼等沒有。這就是說，彼等真的懷疑並且擔心坊間所言屬實。而梁振英更是鬼拍後尾枕的多次強調「一國兩制不容許」「跨境執法」，更加特顯出他的恐懼：他已經無力去否定國安跨境綁架李波的可能性，只能不斷重覆說一國兩制怎樣怎樣，無法面對事實。

不過，有一點我是想不通的。到底銅鑼灣書店做了甚麼事情，令到中共有人竟然甘願冒上如此大的風險（公然破壞一國兩制，拆毀保皇黨信仰根基，令港人人心惶惶，並且為飯民和本土派在立法會選舉前製造擴大政治能量的機會呢？）？這引申另一個問題：到底是誰下的決定？我相信大紀元的人一定說是「江派」幹的，為的是搞亂香港，令習近平和梁振英為難。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因為江派是中共眾多派系中在香港比較有實力的一個（例如中聯辦就是江派的），要串通黑幫綁架一個港人出境，「其實唔難」。甚至可能是「上海仔」這類黑道，為了安全離港而與中共所作的交易。問題是，第一，江派在目前中共權鬥處於下風，真的有時間、心機和能力過來香港搞事嗎？第二，除了打擊一下習、梁的威信以外，江派能夠在這事件上得到甚麼直接好處，而這好處值得江派大費周章去先後綁架五個人？同理，團派、太子黨，以及廣東幫等小派系，也不見得有那麼大的能力去做此事，而做了也不太可能有甚麼很大的利益。於是大家就很容易懷疑是否習近平的人幹的好事。

網上流言滿天飛，說書店計劃出版和發售針對習近平的新書，所以成為了習近平的眼中釘。問題在於，忙於在中國內打貪、權鬥的習近平是否真的有時間打壓一間小小的書店。或許這不是習的意思，而是其部下為了領功而做的；但是，既然習是當權派，為何依然要使用如此高風險的方法？彼等大可以把李波騙到深圳（好像對付姚文田一樣），起碼這沒有直接破壞一國兩制。而且事實上彼等這樣做這會為自己的上司習近平帶來極大的麻煩；現在此事漸漸引起香港甚至國際社會的關注。如果單純為了恐嚇香港人，卻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我覺得習派的人實在太笨。

或許我想不通這個問題也是幸運的，要不然我早就被帶走了。

（p.s.本文寫成之晚上，得悉李太以收到李波信件為由而銷案，不過李波五人依然沒有回來，事情根本還未解決。）

2016年1月4日

聖伊莉沙白・石頓日St Elizabeth Seton’s Day

[1] Baron de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Livres I à V. Livre 11, Chp 6.

作者：安德烈（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