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年的反思文（無言）

「雨傘革命」一週年，坊間回憶、批判之聲不絕，卻鮮有從宏觀的視角重新思考整場事件者。

本文之撰寫，旨在從香港近三十年歷史發展的脈絡、兩岸三地的互動、世界歷史的演進，深入發掘「雨傘革命」所帶來的意義和影響。

(一) 「雨傘革命」帶給香港的意義和影響

爭取民主，終成泡影

「雨傘革命」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標誌著港人三十多年來對民主的爭取全然徒勞無功。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正式展開爭取民主的步伐。由 1985 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接選舉到 1995 年立法會變相直選，是香港民主發展較為順暢的階段。只可惜 97 主權移交後，中共一再拖延行政長官、立法會的普選時間表，致使民主政制發展停滯。港人自寄望 0708 雙普選，至 2012 雙普選，再至 2017 行政長官普選、2020 立法會全面直選，結果卻換來人大「八三一」決定、有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十八年來積累的失落與悲憤，加上黑警對年青學生的濫暴，終於釀成「雨傘革命」的爆發。

表面看來，「雨傘革命」是一場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實際上，它是對中共一再背棄民主承諾的奮力咆哮！「雨傘革命」的失敗，代表港人的咆哮無力改變政治現實，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路至此亦可謂壽終正寢。

泛民代理，備受衝擊

代議政制發展的同時，不少具知名度的人士相繼加入政圈，成為泛民主派的政治代理。今天民主黨的劉慧卿和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仁和何秀蘭，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擠身政壇。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政府普遍樂於採納泛民代理人的意見，泛民代理人因此可以透過形形式式的示威、遊行、遞交請願信，以收取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又往往吸引市民利用選票回饋代理人。於是，泛民代理人、市民、港府三者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不過，隨著中共一再拖延雙普選的時間，泛民代理人的競選承諾逐漸淪為空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而面對建制派在地區事務上的「蛇齋餅糉」，泛民代理人更是全無招架之力。尤其甚者，自中共收緊對港政策後，泛民代理人成為被敷衍、欺騙的對象，無法再與中共進行良性溝通。「雨傘革命」期間，各大民主政黨之所以備受佔領者唾罵、厭棄、質疑，原因正在於此。

泛民代理既被摔倒，政治充權便須由群眾自己親力親為。革命期間，「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自己香港自己救」不絕於耳。這些既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是當時客觀狀況的描述。

儘管革命最後以失敗告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紅磡人紅磡事」、「青年新政」等組織未幾即相繼成立。這多少意味著群眾 (特別是年青一代) 對泛民代理人的不信任並未因「雨傘革命」的結束而消失。

和理非非，不合時宜

「雨傘革命」爆發前，「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爭方式一直深受港人認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說：「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確是實情。

然而，「雨傘革命」爆發後，港共政府一再對佔領人士抱持強硬鎮壓的態度，縱容黑警濫暴、土共挑釁。所謂「溝通」、「對話」，更多是欺騙市民，加快清場進度。「和理非非」的抗爭方式能夠收效，前提是：政府必須開放心胸以採納反對意見。可是，「雨傘革命」卻清楚反映這個前提不再生效了，港共正式成為一個視人民如草芥的專制政權。對付專制政權，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採用適切的武力，將之制伏。

事實上，早在革命後期，旺角已有佔領者自發製盾，成立「盾組」，這是抗爭方式轉變的端倪。革命結束，港大「學苑」梁辰央率先發表長文＜本土革命，誓守族群＞，揭櫫「以武抗暴」的大旗，顛覆「和理非非」。

他說：

「當和平抗爭走到絕路，以武抗暴就是唯一選擇。在旺角佔領區，群眾自製防具，組織盾陣，對抗警察暴力。在龍和道攻防戰之中，有人試圖投擲磚頭還擊，在衝擊立法會一役，示威人士以鐵馬攻城，揭開公民抗暴的序幕。人類學教授 James Holston 形容這是法制以外的「暴亂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公民抗暴正是這種公民權利的理性實踐。至於公民抗命作為和理非的最後一著，此刻已是全盤慘敗……當公民抗命無助解決困局，群眾就自然走上公民抗暴。」

後來「本土民主前線」亦高舉「以武制暴」、「勇武抗爭」，大力鞭撻「和理非非」，這無不催生自「雨傘革命」。

香港民族，正式成形

香港人向來不會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狀況於 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最為明顯。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香港人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者高達四成。劉翔因傷未能在京奧中一展風彩，大部份香港人甚至為此同感惋惜。

「香港人」的身份逐步明朗化始於 2012 年。由於「國民教育」的強推、「一簽多行」的實施、中港文化上的差異，香港人漸漸意識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加上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說破「中國有民主，香港更悲慘」的殘酷現實，粉碎「民主中國」的迷思，鼓吹「中港區隔」。於是，部份進步的香港人選擇摒棄「中國人」身份，直接以香港為家。

「八三一」決定出台前，普遍香港人仍然對中共存有幻想，真心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因此並未與「中國人」的身份劃清界線。可是，歷經「八三一」人大落閘、87 枚催淚彈、旺角黑警毒打佔領人士、龍和道之辱，香港越來越多人認清「香港人」的身份。「中國人」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這一身份認同上的轉變，首先導致抱持大中華立場的「學聯」、「學民思潮」、「支聯會」飽受杯葛，繼而引發球迷們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香港隊歷史性地守和了中國隊。

毫無疑問，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因「雨傘革命」而變得豐富；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 (nation)，亦因「雨傘革命」而正式成形。

「雨傘革命」對兩岸三地的影響

「雨傘革命」不只對香港有意義，它同時影響著今後兩岸三地的局勢發展。

國民黨失勢，台獨意識高漲

早在去年「九合一選舉」，「雨傘革命」已經發揮其影響力。一直傾向兩岸和平統一的國民黨，於「六都選舉」(「六都」主要指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桃園六個直轄市) 中慘敗收場，只有朱立倫當選新北市市長。據報導，是次選舉之所以出現如此的結果，與台灣年青人的本土意識高漲有關，而「雨傘革命」下香港人的遭遇正是刺激台灣本土意識的助緣之一。

又台北柯文哲本來欠缺競選義工，但在 928 港共政府向金鐘示威群眾施放 87 枚催淚彈以後，柯文哲的競選義工人數大幅增加。這皆反映「雨傘革命」令台灣群眾產生抗共情緒，繼而影響「國民黨」的選情。

「國民黨」在六都選舉中慘敗，勢必影響其勝出 2016 年總統大選。儘管國民黨參選人洪秀柱已積極展開競選宣傳工作，形勢仍然對她不利。配合去年太陽花學運「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反課綱微調時年輕學生對大中華史觀的厭惡，國民黨未來只怕會舉步維艱，台獨聲勢則日盛一日。

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本是為了日後台灣的和平統一。後來，「一國兩制」沒有用在台灣身上，卻輾轉用到香港主權移交的問題上。鄧小平所看中的，正是香港對台灣有著「輻射作用」，可作為導引台灣回歸的「示範單位」。不料三十年過去，「雨傘革命」的爆發，竟然證明香港仍然對台灣存有「輻射作用」，卻是導引台灣走向獨立。這只怕是鄧小平始料不及的。

主導抗戰紀念，爭奪「中國」話語權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進退失據，中共於是乘機爭奪「中國」的話語權。時值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中共遂透過主辦一連串大型紀念、慶祝活動，統戰國民黨內親中人士，且淡化國民黨的抗戰功跡。

大型電視紀錄片《東方主戰場》是中央電視台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特別製作，其中不少篇幅集中講述中共的抗戰功績、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國軍的抗戰過程則被輕描淡寫。又《開羅宣言》電影由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卻意外地出現毛澤東的頭像，與史實不符。加上連戰得以參加中共閱兵、習近平公開向國軍老兵 (當年投降中共的國軍士兵) 授勳，凡此種種，皆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竊奪「中國」的詮釋權、話語權，摧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據此，再看馬英九義正辭嚴地重申「抗日戰爭乃是由我們的蔣委員長領導」，就不難理解了。國民黨當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在此亦可見一斑。

加快殖民步伐，香港崩壞日亟

中共當初承諾港人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國，高度自治」，旨在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如今台獨之勢已成，香港無法再扮演「示範單位」的角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共會進一步摧毀香港的政經制度、扭曲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放寬更多的大陸新移民來港、推行更全面的普教中。

香港變天之日近在咫尺，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論只是提早來臨的示警 (案：充斥 689 羽翼的港大校委會已於 9 月 29 日晚上否決任命陳文敏出任副校長，香港的「院校自主」正式遭受破壞。與此同時，富商李嘉誠亦因內地《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的發難而被迫作出回應，批評有關文章「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具「文革式思維」。他又解釋說：「內地房地產方面，部份城市出現供求失衡風險，故減少買入土地」，且堅持「集團以香港為家」。李嘉誠言辭懇切，背後卻顯然透露出香港商人於中國大陸已失去了作出理性商業決定的自由。)

(三)「雨傘革命」作為一場反共、解殖運動

從世界歷史演進的角度看，「雨傘革命」是一場遲來的反共、解殖運動。

反共

全球第一個共產政權的出現，始於 1919 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率領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不久，蘇共組織「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對外輸出共產革命。自此以後，世界各地相繼有共產政權建立，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亦曾經在蘇共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下茁壯成長。

1928 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然而，國、共兩黨的鬥爭越演越烈，中國陷入內戰的邊緣。

比觀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管治下，經濟發展蓬勃，社會大致安定。儘管民主政制尚未實行，司法制度卻維持高度的獨立，保障每位市民的基本權利。金文泰到任，有見於中國大陸反傳統浪潮熾熱，決定於 1927 年成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保存及傳承中華文化。1949 年大陸易手，香港接收了大批逃難南來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錢穆、唐君毅。他們弘揚中國歷史文化、宣傳反共主張，不遺餘力。時值英國戰後疲憊，打算爭取美國支持以捍衛其對香港的管治權，美國有意將香港發展成為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前哨基地，香港於是在歷史偶然下避過了共產主義的浪潮，卻起著抗衡共產主義的作用。

「國民黨」遷台初期，蘇共遺留的專制、獨裁毒素未除，「二二八事件」因而爆發，台灣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致使本土人民不得安寧。幸好台灣本土運動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如日中天，民主化進程才得以順利完成，極權專制的毒素從此在台灣銷聲匿跡。可是，神州大地另一政權 – 中共卻始終未能成功走上民主化，專制、獨裁性格依舊。「八九屠城」後，中共甚至一反「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舊調，提倡大中華愛國民族主義。蘇聯於 1991 年正式解體，中共乘機取而代之，與美國鼎足而立，國際聲譽日隆。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共，香港人理應奮力抵抗，寧死不屈，但在「民主回歸」的主旋律不斷奏鳴下，香港人的嘴巴最後選擇了沉默。

沉默並不代表安然接受，這點中共看得非常清楚。所謂「人心未回歸」，主要針對此而言。本來，中共打算透過《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洗腦式的國民教育改變港人心態，不料五十萬人上街、反國教事件先後出現，迫逼中共不得不進一步收緊對港政策。由「西環治港」到「白皮書」、人大「八三一」決定，中共對香港的施壓可謂有增無減。港人「有冤無路訴」，「雨傘革命」於是成為一個全面爆發的契機。

「雨傘革命」期間，金鐘、旺角佔領區不時有一把年紀的老年人在街頭呼喊「打倒共產黨」，且訴說著當年如何「游水落香港」。革命過後的「重光紀念日」，一批前國民黨黨員、老兵發起示威遊行，期間蔣委員長的肖像被高舉，與年輕一代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悼念英聯邦守軍相映成趣。這反映著什麼呢？反映「雨傘革命」再度燃起香港人的「反共」意識。「反共」意識本來在香港一直存在，深植於香港歷史之中，只是主權移交後未曾表露。「雨傘革命」的爆發，一下子令它重現久違了的光茫。

解殖

自從蘇共解體後，共產主義浪潮逐漸冷卻。「雨傘革命」於去年才大規模爆發，這是遲來的「反共」呼聲。同樣道理，「解殖」於一戰結束後已彌漫英國各殖民地，香港則在去年才揭櫫「抗殖反篩選」，這是遲來的「解殖」訴求。

香港過去未有出現強烈的「解殖」訴求亦有原因可尋。首先，英國從不直接干預華人的生活，摧毀華人固有的文化，反而傾向與華人領袖合作，保存香港的傳統文化。其次，英國在香港進行了不少現代化建設，發展商品及市場經濟，且奠定優良的法治傳統。其三，英國並未將大量英國人移殖至香港。

近年「解殖」呼聲不斷，更多是源於：

(1) 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日趨明顯；

(2) 大量新移民被中共批准遷入，對香港的房屋、教育、醫療各方面造成沉重的負擔；

(3) 港共政府的官員、警務人員一律偏袒大陸新移民；

(4) 英治時期留下的建築物、良好制度、核心價值、語言被中共用各種方式摧毀消滅。

「雨傘革命」不只爭取「真普選」，更是希望透過建立一個民選政府，堅守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獨立等核心價值，反對人治、貪污、官商勾結，以及一面倒的靠攏大陸。簡單而言，即是「去中國殖民化」。

(四) 總結

黃仁宇曾經主張，要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檢視歷史事件，不宜拘泥於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雨傘革命」作為去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倘若我們要回顧的話，也應該採用此一方式回顧。

至於販賣紀念品、默站舉傘，這只是褻玩歷史，卻不是對歷史由衷地尊重！

作者：無言（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