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華僑情懷亡，香港國族意識興──「悼念六四劃句號論」的劃時代意義（毛來）

在上年、前年及大前年，人們最多是反對支聯會晚會，但還不會否定悼念六四本身，結果，悼念六四的活動，遍地開花。可是，今年，終於有人（並非親北京人士）公開提出，未來不應再悼念六四。近日，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指出：「個人認為在一至兩年後，悼念六四不應再放在學界議程上，應劃上句號」[1]，後來她澄清：「基於同胞身分而去悼念六四更是走到盡頭」。同時，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署理主席黎的琛更補充：「終結的是以愛國情懷去悼念（六四）」[2]。由此可見，未來吹熄香港各處六四悼念燭光的，未必是北京打壓，或中共終於「平反」六四，而是日益高漲的香港國族主義情緒，即俗稱的「本土主義」。其實早在2013年，應否去維園集會的論爭初起時，練乙錚已一針見血地指出：「哪一年香港忽然不搞六四維園聲討會了，哪一年港獨便毛豐翼滿，以某種形式降臨於我們中間」。[3]

先要問「悼念六四」的傳統，從何而來？

要討論香港人，應否再繼續以各種方式來悼念六四，首先必須問一個問題：為何不少香港人，每年都集會悼念六四？進而再問，為何同屬「大中華區」的台灣及澳門，雖然每年都有悼念六四的集會，但其參加人數，都遠遠少於香港？

近年有不少論者指出，港人多年悼念六四，不只是因為愛中國之情，而是源於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以及對人間正義的堅持。可是，這個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須知道當代世界史上發生的慘案極多，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為之一一悼念，一個社會選擇哪些慘劇來記取、去悼念，視乎這些悲劇對該社會本身有否特殊意義。因此，單靠普世人權及正義觀念，斷不可能推動一個社群去長年定期悼念一件事，只有特定身份認同及社群連繫，才可以驅使人們，定期聚集起來，悼念一件慘劇。

究竟當年香港人為何會支援八九民運？又為何會對六四慘案有極大反應？其後又為何每年都有大型悼念集會呢？相信很多年長的香港人都會知道，但在此，我仍想大段引用2005年梁文道對此的精彩分析：

「當年從4月到6月之間，香港社會瀰漫的空前熱情，其實更多地是與中國人的民族認同相關。例如當時市民們朗朗上口的《做個勇敢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與《龍的傳人》……香港，經過20多年的經濟騰飛，與對內地政治社會情况的相對隔絕之後，這場運動卻是觸發港人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在情感上「認祖歸宗」的契機。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廣場上群眾各式各樣訴求的具體內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看電視聽廣播，去和同事同學討論運動走勢，心底下貫注的就是一種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國連接起來的情緒力量。因此，我們大可以說，比起關注本土議題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實是一次史無前例空前龐大的愛國運動。」

另外，梁文道又準確地指出，當時香港人支援北京民運，除了「華僑愛國」心態驅使外，亦希望中國民主運動成功後，能保障香港人一向享有的自由，以及香港社會的自主，使近乎無法改變的「九七回歸」，不致變成「香港之死」：

「早有不少論者指出，香港人的熱情是建立在對前途的預想上的。很多市民認為如果中國在97年前就已經開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麼回歸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懼怕的事了……民主與愛國在這段時期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後來支聯會的最大動力，也成為民主黨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資源和背景。」[4]

最後，八九民運以屠城鎮壓收場。之後，有財力的香港人，紛紛申請移民，沒有財力的香港人，則要求加速香港民主進程，希望以立足本地的民主體制，來盡可能保障香港在九七後維持不變。但此時，香港人仍視自己為中國人，六四後兩年的華東水災，港人自發捐款總數達七億港元，翌年巴賽隆拿奧運，很多香港人高呼「中國隊加油！」，到1996年中日釣魚台糾紛，眾多市民走上街頭，參加保約示威，籌款支持保釣行動委員會出海登上釣魚台。到保釣人士陳毓祥在釣魚台海域溺斃後，民主黨更與民建聯史無前例合作，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保釣烈士」陳毓祥。總之，支援八九民運及悼念六四慘案，都是多年來英屬香港華人「華僑愛國」心態的體現──在中國境外的安全環境下，盡情愛國。（這個觀點，本人在上年〈華僑愛國與安全社運〉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論述）


另外，若要判別當年港人支援民運、悼念六四，在多大程度上是愛國運動，香港電台第十二屆十大中文金歌頒獎禮中，司徒華及毛孟靜頒獎給《血染的風采》主唱者的片段，可資參考。

六四曾是港人政治啟蒙，但是否已成為政治「緊箍咒」？

眾所周知，六四慘案，是很多香港人的政治啟蒙。後來不少參與民主運動的香港人，都是因為六四，才開始關心香港及中國政治，進而投身抗爭運動，同時是「社會民主連線」及「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的曾健成（阿牛），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這種民主運動，與近年急速興起的「本土抗爭」運動比較，其性質就是不否定「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及「香港人是中國人」，然後在此基礎上爭取香港民主人權及自治，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即使由新人帶領，但仍然不否定此等基礎，大致上仍主張「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5]到了2013至2014年9月27日期間的「我要真普選」運動（包括「和平佔中」商議過程），也是不挑戰「香港是中國一部份」這個基本前提。這解釋了為何在2011-14年的六四集會，有很多六四時還未出世的青少年，參加支聯會的維園集會，一同高唱《中國夢》及《血染的風采》，因為這是一種反對特區政府及中共的政治表態。可是這種民主運動，在2014年9月28日催淚彈於金鐘放射後，走向衰落。

還記得「九二八」當日，「警察已開槍」、「駐港解放軍已出營」的消息，不絕於網絡世界，結果，很多香港人就聯想起六四，他們為免同樣慘案在香港發生，紛紛要求街頭抗爭者盡快撤退，到了十月一日，有學生組成人鏈，阻止民眾衝撃金紫荊廣場「十一」升旗禮，理由據說是不讓北京有藉口在香港大開殺戒。這些想法及舉動，肯定與六四記憶有關，這樣，我們可以說，六四回憶及情結，是嚇怕了香港部份抗爭者，使其不敢將行動升級。[6]

因此，六四記憶對雨傘佔領後的新型抗爭運動，究竟是推動力，還是一種阻力，實值得大家深思。

支聯會及泛民＝國民黨？「建設民主中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近年「港獨」思潮興起，有親北京人士指出泛民政黨，可成為支持「一國兩制」的「忠誠反對派」。這樣，就難免令人以台獨運動發展史，來類比近年香港政情。

若大家看看八十年代初國民黨的政治文宣，就知道當年國民黨經常批評台獨組織勾結中共。另外，國民黨遷台後，其實很早就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蔣中正死後，蔣經國更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取代「反攻大陸」為口號。及後1990年代李登輝掌權，一些老國民黨人退黨，另組「新黨」，主張終極統一，不久就成為北京的座上客。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政後，國民黨與中共越走越近，共同反對台獨。若今日北京在香港的頭號敵人是港獨勢力，那麼中共會否視傳統泛民如同國民黨，是「反分裂國家」的盟友（即統戰對象），真係值得留意。

陶傑及蔡子強先後指出，北京最怕的，可能不是維園六四集會參加者眾，而是冇人參加。若是如此，往後在香港悼念六四，北京在表面上固然不悅，但在心底內，卻又歡迎這種悼念，因為這正是「要本土，不要分離」的表現，情況一如1958年中共連環炮擊兩個僅存由國民黨控制的中國大陸島嶼──金門、馬祖一樣，雖然表面上中共重炮猛擊，令美國也一度要求蔣中正棄守兩島，可是蔣中正不從，而中共其實也不想國軍撤出，因為若國民黨失去其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據點，台灣與大陸的紐帶就會完全切斷，「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格局就正式形成，這是毛澤東及蔣中正均反對，但美國樂見的。[7]在日後，悼念六四，可能成為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重要情感臍帶，收抑制分離意識之效。還記得數年前聽過台灣國軍老兵在到訪大陸時說：「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同樣，「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與「中國共產黨」，都有中國一詞。

結論：重新思考中港關係，就會質疑悼念六四的必要性

1997年後，香港人不再是生活在英國屬土的華僑，而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即使不是直接管治）的「中國公民」，港人直面北京統治，再加上「中港融合」令兩地各方面的區隔消失，香港不再是政治穩定、民生安樂的英國海外領土，民眾與警察在街頭激烈對抗衝突，不再如八九六四一樣是遠方新聞，而是發生在小巴地鐵可達的地方。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重新思考中港關係，進而質疑悼念六四的必要性，不但正常，而且是成熟負責的表現。其他香港人若對此不問情由地猛烈譴責，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負責任的，尤其是那些可以隨時移民，然後在歐美澳加盡情愛中國的香港人。

Footnotes

1.〈燭光點定唔點？學界支聯會六四起分歧〉，《蘋果日報》，201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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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劃句號指同胞身份悼念 非否定六四學子〉，《明報》，2016年5月27日

3. 練乙錚：〈六四的晚上 愛國的黃昏〉，《信報》，2013年6月3日，網頁「港文集」有全文轉載

4. 梁文道：〈梁文道：愛國港人的六四創傷——給程翔〉，《明報》，2005年6月9日，全文見「評台」↵

5. 「港式愛國」的觀念，可參考陳祖為：〈港式愛國的政治學理念〉，《明報》，2004年3月3日，全文見「評台」↵

6. 這部份的內容，受到此文章啟發：伍瑞瑜，〈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2015年 5月25日，「評台」↵

7.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台北：時報出版，2010年），頁626-629↵ 

作者：毛來由（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