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的本土意義（瓜子）

近年，「本土派」在一些人眼中成了激進、衝動及港獨的代名詞；不斷被保皇黨醜化及抹黑。但另一方面，卻連民建聯都說要構建他們的本土論述。一時之間，本土一詞及對本土派在政治光譜上的認識莫衷一是；這固然是本土派究竟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使然。但本文則會嘗試以另一角度切入，置焦點於「武俠」對現時香港的本土派政治及實際環境之中作闡述。

「武」  

在雨傘革命後期，開始有人組織了「勇武派」，宣揚以武制暴的理念，試圖抗衡及挑戰和理非非的信仰。成效如何，相信大家心裡有數。不過，其所代表的武似乎慢慢地滲入了本土及社運當中。

不少人談勇武，必然把他們與衝擊、激進及任意莽為等扯上關係。然而，「俠以武犯禁」其實是具有相當的時代背景的。《韓非子》中關於古代之俠的一些特徵例如目無法紀、聚眾藏奸、好武揚名及擅長暗殺等都是統治階級及當時法家所追求的律治（易中天語）不容的。對於統治者而言，具有武力殺傷性的武俠是危險的；而對國家制度而言，具有挑戰權威精神的武俠也是危險的。

儒道兩家談「俠」 

儒家說「可殺不可辱」，孟子也認為真正的大丈夫應該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說明他們都看重剛毅勇敢的品行。而且《禮記》中亦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的記載，進一步確認儒家溫文爾雅、從容不迫、堅持個人原則等的處世態度。這些都代表著春秋戰國時候「俠」的一些具體表現。

不過，儒家都主張「仁政」，講究「攻心，化性」及三綱五常等而輕視「怪、力、亂、神」，從行動層面壓制了「俠」的活動。而且，「俠」的行為一過頭，就會容易造成不符合「忠、孝、節、義」等行為規範的情況出現，並可能違反了「中庸之道」。這說明了漢代以後儒家成為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後，為什麼不能容忍犯上作亂的「俠」。

而道家卻否定社會制度上的約束，反對暴力，崇尚對自然世界的享受，以脫離現實社會為樂，這則與俠不受世俗與禮教約束，敢於對抗統治者壓迫的追求上有分別。

墨家談俠

相對地，諸子百家當中墨家的思想對「俠」的行為影響最大。墨子主張賴其力者生，為天下除害並實行抱負。這種不怕死，敢於犧牲的精神，與「俠」的剛猛無畏作風吻合。而且，墨子具有與儒道兩家不同的治國思維；儒道從統治階層的統治性出發，而墨子的弟子大多出身下層庶民，與俠一樣代表著平民百姓的利益。另外，「墨」與「俠」都有強烈的正義感，都樂於助人，都講究忠誠及信義。

可是，墨子同時認為要把主持正義的權力交與「天」和「鬼神」，又提倡「非攻」反對用武力解決問題。古代的「俠」卻同時具有相當的個人英雄主義，任性隨意，追求無拘無束生活的嚮往，與做苦行僧的墨家子弟的生活觀南轅北轍。

武俠的本土組成

對於要對抗一個壓迫百姓的政府，「俠」首先要具有適當武力成份。當然，具有多少武力，是否會發展成為暴力是值得注意的。要強調一點的是，「武」的使用必需適可而止，堅持過猶不及的理念。一個以暴力運作的政府結合強大輿論攻勢的社會是對「俠」的存在的一個最強烈否定。「俠」的反社會因子、抗爭模式的提昇及愛抱打不平的精神是現實國家機器大肆侵擾公民社會下的必然產物。反政府或國家權威的俠精神能同時凝聚更多懷有相同目標的有志之士並能壯大命運共同體的共生意識。

敢於創新及做常人不敢做的事情是「俠」爭取別人認同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俠要取得平民的廣泛認同，抗爭手法必需合理，反抗節奏亦要易於跟隨，但在行事及處理糾紛等方面可能需要恆常地跳出傳統框框思考。「俠」的信念要堅定，只做對的事，對於自己的許諾要義無反顧。而且，追求自由時亦要忠於自己，摒棄行為上的偏激，思想上的固執，大膽妄為的行徑及強烈的報復性思維。

香港的「俠」社會操作

然而現時香港的社會上，本土派所追求的「武」究竟具體上要去到一個什麼程度呢？他們又認為抗爭模式要如何提昇才能獲得當權者的重視呢？而他們的最終信念又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俠」都是獨來獨往的。只有追求個人名利，希望爭取江湖地位的俠才會互相攻伐及仇視。然而，這些人終究會被歷史及時人唾棄。只有真正具有膽識、卓見與智慧的「俠」才能領導本土派的未來方向。

筆者認為，「俠」其實是半社會動物，因其同時具社會性及反社會性的邏輯。要以「俠」之名及行為操作香港社會，長遠上是不可行的。但如要挾「俠」之名以令諸侯，在亂世當中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則歸於一個字－義，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瓜子（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