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香港的「本土主義」？──從「類民族主義」到真正民族主義（毛來）

下筆寫呢篇文，源於一個德國人問我朋友：「什麼是香港本土主義？」。

另外，本人在年前赴歐洲，遇到一荷蘭女子問我：「香港是否一個國家（country）？」

還有，有巴西人聽到我從香港來的時候，就用普通話對我說：「您好！謝謝！」（近年，可能因為中國國勢日盛，所以在外國，不少洋人都識講一兩個普通話詞彙。）

以上三件事，都關乎香港的地位及身份問題，要掌握這個問題的核心，不能只用「本土」兩個字含混過去，而是要用世界公認的社會人文學科概念，去描述分析它，才能準確地認識它，亦令不明白香港語境（context）的外國人，可以明瞭香港的特殊狀況。其實，在英語學術界，早在2000年，澳洲籍華裔學者Chu, Yingchi已在其博士論文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用「類民族身份」（quasi-nation）來形容香港的特殊身份地位──既有不同於中英兩國的社會結構及身份認同，又有一定的管治自主及獨立國際身份，但又不是獨立國家的狀態。筆者以此為基礎，會以「類民族主義」(quasi-nationalism)一詞，來界定1970年代以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因為它合符正宗民族主義的兩個核心定義，第一就是「自己人」與「其他人」之區別意識，這主要體現為港人視「大陸人」為「他者」，以及第二定義：要求政治自主自決，這反映在香港人要求真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我要真普選」上。可是，它和真正的民族主義，又有程度上的分別，例如香港人雖強調與大陸人的區別，但因其種族及傳統中華文化認同，他們又多數不會否定「中國人」身份，這驅使歷來香港人在中國出現重大災變時，都會因「同胞情」而特別關心並慷慨捐助，而且不但沒有要求香港獨立建國，還站在中國大一統的立場，反對台灣、新疆、西藏的分離主張。到了近兩三年，越來越多香港人提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以及「香港獨立」（縱使公開提倡者，仍是少數，但已經比以前大增），此等主張，正顯示香港已出現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思潮──獨一無二的民族，要求獨立建國。下文將會論述香港「類民族」身份的形成過程，以及其政治、社會根據，這裏要先說明，無論是《中英聯合聲明》還是《基本法》，再加上1982-84年間中方領導層對香港未來的承諾，都是確認香港「類民族身份」至少維持五十年的。

戰前香港華人精英的「另類中國人」身份認同

一向以來，人們相信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華人都沒有本土身份認同，但到近年，來自美國並研究香港史的學者高馬可（John Carroll，他亦是《香港簡史》英文原版的作者）發表研究，指出19世紀至1941年的華人精英階層（由華商及專業人士組成，許多受過英語教育，不少更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因為其生活經驗以及經濟政治實力，都係因英屬香港而有的，所以漸漸認為自己，是不同於中國大陸人的「另類中國人」。可是，他們仍是愛中國的，也想中國繁榮富強，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比中國大陸人，更有能力帶領中國現代化。雖然如此，至今歷史學者仍相信，戰前一般華人，普遍還未有異於中國大陸的身份認同，只覺自己是寓居西方租界的華人（或華僑）。主因之一，就是在1841至1950年間，中港雖屬不同國家統治，但邊界是自由出入的，在大部份香港華人眼中，未有香港社會這概念，有的反而是「省港澳」一體觀念，他們生在省城（廣州）附近，工作在香港，有空閒就去廣州，老了就回鄉下；又例如戰前香港，以中文中學為主，學生畢業後就回大陸升學。

「類民族」身份的根基──1950年「中港區隔」的開始

1946年，國共全面內戰開始(1)，中共勢如破竹，直捲全國，上百萬中國難民舉家湧港，由於湧入的人太多，再加上冷戰的安全考量，1950年開始，英方實施嚴格的中港邊境管制。在差不多時候，香港居民身份證制度完全確立（此制源於日治時代），住係香港，人人都要帶身份證。另外，由於中港之間再不能自由往來，再加上香港華人大多討厭共產黨，而港府又不想中共在香港有太多影響力，所以原本不用在本地提供的公共服務，現在也要提供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全資資助及監督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令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可以不用去大陸或台灣，也能升讀大學，其資歷更與港大等同。另外，確立以廣東話為中小學以至大學（至少在中文大學）的認可授課語言，又在公共事務中，將「中文」定義為廣東話及繁體字，都使香港作為與中國不同的「自成一體社會」（呂大樂語），漸漸確立起來。

「有香港特色的去殖民地化」與大陸「阿燦」的出現

正如筆者早前的《舊時香港成功，源於敢頂撞宗主國》一文所說，自1950年代末期開始，港府已經從倫敦殖民地部手中，取得很多自主權，研究冷戰時代香港史的學者麥志坤，就形容此趨勢為「行政上的獨立」（administrative independence）、「自動的去殖民地化」（auto-decolonization） (2)。雖然港府的實際權力越來越似一個自治領（Dominion），可是這個政府並非由當地人普選產生的，所以在憲制上，仍是「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到了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大刀闊斧進行社會民生改革，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又積極發展經濟及其他公共服務。根據近十年所公開的英國檔案，這些改革是源於麥理浩認為，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必須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完成，而他及一眾外交部官員（殖民地部已於1966年裁撤）都認定中國政府斷無可能同意延續新界租約，所以就決定在中英談判前，先改善民生經濟，並盡量聽取民意，令香港華人更認同英國管治，同時進一步拉闊香港與中國大陸間的發展差距，這樣，到日後前途談判時，香港人就會站在英方那邊，再加上香港巨大的經濟成就驅使，就會令中方同意在九七年後，給予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的特殊地位，以保障港人以及西方各國在香港的利益。結果，到了「麥理浩時代」接近完結時，香港雖然保留了老式殖民地憲制，但港府日益開明的統治，卻使香港越來越不像一個殖民地，而是一個人民生活富足、種族較為平等、政府重視民意且管治優良的現代華人城邦。這種沒有獨立建國目標，又不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去殖民地化」，筆者名之為「有香港特色的去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 with Hong Kong’s characteristics），只有香港這個位於中國沿海的英屬飛地（enclave），大部份土地有年限租借自中國，又欠缺獨立條件的港口殖民地，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麥理浩在1973年外交部的機密內部通訊中指出：「我們不可能將目標放在對國家的效忠，但若能培養一份市民的自豪感（civic pride），則應該是有效的替代品。」(3)，到了麥理浩離任前夕，香港人已培養了對香港的歸屬感，甚至自豪感。與此同時，香港人開始視自己為不同於「大陸人」的群體，香港華人漸漸不再視大陸來的人為「同鄉」，而是來自落後悲慘地區的異類。1979年播出的無線電視劇《網中人》中的「阿燦」一角（廖偉雄飾演，所以近年高登網民叫他做「燦神」），好食懶飛、品味低俗、言談老土、多番拖累親人，正好是當時香港人對大陸人觀感的寫照 (4)，所以在日後很長時間，香港人都以「阿燦」來蔑稱大陸人，而劇中阿燦狂食十多個漢堡包的經典一幕，更成為香港人對大陸人固化形象（stereotype）的誇張呈現。到了1980年10月23日，港府宣布取消「抵壘政策」，所以中國非法入境者，不論身在市區還是新界，都會被遣返中國。至此，無論是制度上，還是港人意識上，香港人和大陸人，已經是兩種很不同的群體，香港的「類民族」身份，至此形成。  

《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對「類民族」身份的事實確認

1982年，中英談判正式展開，中方官員為穩定香港投資者信心及民心，強調九七後一切不變，換的只是一面旗幟以及「管治班子」。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確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並明文規定「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這即表示香港人有不同於大陸人的生活方式及社會體制，這等同事實上肯定了香港的「類民族」身份。1990年頒佈的《基本法》，其規定香港享有的自主權，是世界上很多聯邦制國家的州／邦，所沒有的，包括邊境管制、貨幣發行，並有自己的護照，到今天，無論是份屬英屬自治領的直布羅陀，還是同屬中國特區的澳門，都沒有自己的奧運代表隊，可是，香港至今都有。正如台灣作家龍應台所說，香港人說「回港」，等如台灣人說「回國」，只是香港人不能把「國」說出口。

由民主派走向「本土派」──對「類民族」生存危機的回應

在九七移交後初年，中港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區隔，還守得住，再加上「民主回歸」的希望仍未完全幻滅，所以香港原有那種「類民族主義」中的「我群」／「他群」區分意識，還未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突顯出來，只是強調港人要有民主自治權利，至於何謂「港人」，更幾乎完全沒有探究，這正是八十年代至2014年香港民主運動的特質，即只講民主自由，而少講身份政治。到了2003年以後，大陸對香港的衝擊，不只是狹義的政治層面，還包括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簡要言之，即是香港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及生活方式，不只受中國政府威脅，還受大陸人衝擊，至此，開始出現「本土主義」主張──強調「類民族主義」中的大陸人與香港人之別，而不只是針對北京威脅香港民主自由。  

香港「本土主義」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

近年香港「本土派」中，較溫和的，會主張真正回到《基本法》及《聯合聲明》、認真貫徹「一國兩制」，並會提倡「源頭減人」──減少中國大陸人移居香港的數量，就算是講「蝗蟲論」，都只是重申香港既有的「類民族」身份及地位，所以只屬「類民族主義」；主張獨立建國，「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主張。同時，有些本土派人士雖不主張港獨，但也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所以現時香港「本土主義」，其實係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至於未來會朝哪一方向發展，就要拭目以待。  

「開放本土」可能連「類民族主義」也不是

曾有傳統社運人士批評「本土派」是排外以至法西斯，並強調自己也是「本土」，不過屬於「開放本土」。若果香港自1970年代開始有的「本土意識」及「本土認同」，就是「類民族主義」的話，那麼有社運人士反對「源頭減人」，很可能代表他們否定香港人與大陸人「我群／他群」之別，換言之，他們連「類民族主義」都反對。固此，若放在香港的歷史及社會脈絡來看，他們不算是「本土派」。

註解：

2. Chi Kwan Mark, ‘Development without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Future and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China, 1967-1972’,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4, Issue 02, April 2014, p.327

由民主派走向「本土派」──對「類民族」生存危機的回應

在九七移交後初年，中港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區隔，還守得住，再加上「民主回歸」的希望仍未完全幻滅，所以香港原有那種「類民族主義」中的「我群」／「他群」區分意識，還未在政治社會運動中，突顯出來，只是強調港人要有民主自治權利，至於何謂「港人」，更幾乎完全沒有探究，這正是八十年代至2014年香港民主運動的特質，即只講民主自由，而少講身份政治。到了2003年以後，大陸對香港的衝擊，不只是狹義的政治層面，還包括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簡要言之，即是香港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及生活方式，不只受中國政府威脅，還受大陸人衝擊，至此，開始出現「本土主義」主張──強調「類民族主義」中的大陸人與香港人之別，而不只是針對北京威脅香港民主自由。  

香港「本土主義」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

近年香港「本土派」中，較溫和的，會主張真正回到《基本法》及《聯合聲明》、認真貫徹「一國兩制」，並會提倡「源頭減人」──減少中國大陸人移居香港的數量，就算是講「蝗蟲論」，都只是重申香港既有的「類民族」身份及地位，所以只屬「類民族主義」；主張獨立建國，「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主張。同時，有些本土派人士雖不主張港獨，但也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所以現時香港「本土主義」，其實係介乎「類民族主義」與真正民族主義之間，至於未來會朝哪一方向發展，就要拭目以待。  

「開放本土」可能連「類民族主義」也不是

曾有傳統社運人士批評「本土派」是排外以至法西斯，並強調自己也是「本土」，不過屬於「開放本土」。若果香港自1970年代開始有的「本土意識」及「本土認同」，就是「類民族主義」的話，那麼有社運人士反對「源頭減人」，很可能代表他們否定香港人與大陸人「我群／他群」之別，換言之，他們連「類民族主義」都反對。固此，若放在香港的歷史及社會脈絡來看，他們不算是「本土派」。

註解：

1. 詳見其著作Hong Kong Cinema: Coloniser, Motherland and Self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轉引自香港學者麥欣恩的博士論文：《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10-12http://scholarbank.nus.edu.sg/bitstream/handle/10635/17757/thesis_pdf.pdf?sequence=1

2. Chi Kwan Mark, ‘Development without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Future and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China, 1967-1972’,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4, Issue 02, April 2014, p.327

3.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頁161

4. 馬傑偉：〈從「阿燦」到「港燦」〉，刊登年月不詳，從內容推測該是十年前左右。http://www.com.cuhk.edu.hk/project/ericsite/ah_chank_to_hk_chank.html

作者：毛來由（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