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這一代傳媒人

關於梁家榮先生成為廣播處長，我不適宜有太多的意見。只是，往往看到一些關於電台生態的評論，我都有點不吐不快。

比方說這一個：

六十歲，其實可以做多幾年，不少公務員都可以申請延後退休期，但因為他是敢言的謝志鋒，一如吳志森被換的時候，擺上枱面的理由動聽，要俾機會港台內部的年輕人。區家麟做得好但不是港台人。擺出的門面幾得體都好，裡面仍有幾多人堅持獨立自主的港台傳統？

我有時會想，香港如果需要新思維，是怎麼樣的新呢？有一次，聽某位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學者出席一個關於傳媒的論壇，他的意見，一針見血。他說：「現在的傳媒，都不是要真的很新的觀點。他們想要的，是新名字，加舊觀點。」

對啊，新媒體是什麼？香港的新媒體，都是找一些舊人，把應該印在紙上的東西，變成網路，就叫新媒體。如果港台想受眾「年輕一點」，不要被網路吞沒，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要找年輕一點的人「去處理」現在港台要做的事。

可惜，有些年輕的港台員工，只敢在暱名的說話：「近年港台的確願意找到更多年輕的聲音，然而問題是，願意找年輕人做節目，又不等於肯放手改變節目形式，換湯不換藥。有主持人說一點「出位少少」的話，就會被立刻修正，生怕說錯一句會教壞細路。近年港台最有創意之作，可能就是被批評為「陰陽怪氣」的《頭條新聞》。的確有不少忠實觀眾和聽眾喜歡動輒投訴港台一年花多少公帑，卻讀錯哪個字，哪裏有偏頗，哪裏教壞人，迫使製作人員唯有循規蹈矩做節目。問題是要創新便要嘗試，便要冒險，不能終日因為怕投訴而畏首畏尾。」

做傳媒，除了識見，還要有心，有膽，還要有一個肯放手的老闆。我很慶幸，在商台這幾年的日子，節目的老闆，都沒有開口說過，我「應該」如何做。每星期，我幾乎都在做大膽的事。如 903國民性教育的廣播劇，談愛滋病的，我第一集的主角，是麥玲玲師傅，之後是陳柏宇，還有因為一首奇形怪狀的《傻女》而come back 的李逸朗。我的監製得悉名單，往往連眉頭都沒有皺一皺，就會轉問我去日本有什麼地方好玩。同時，我亦明白，權利越大，責任越大。我有一定的自由去處理大氣電波，我同時得要負上最大的責任。所以，東西好不好，我要負全責。

可惜的是，有很多「很有經驗」的人在其他傳媒機構，仍是有很大的權力。比方說，那篇像傳媒Secrets 一樣的爆料文章，如是說：

其實近年港台有很多外判節目，好讓坊間的製作公司投標和構思題目，引入不同的聲音，尋找新刺激，原意很好，可是評審外判節目的人又是一班閱歷甚豐的前輩，即使外判導演想拍年輕一點的紀錄片，也處處受掣肘。不止一個外判製作人說，紀錄片剪了第一版，用的是新鮮跳躍的敘事手法，沒有旁白，港台監製生怕觀眾看不懂，硬要加入一些「鏗鏘集式」的旁白，最後再上加幾首小清新歌曲便以為節目變得年輕。

關於外判節目，我倒可以有一個故事可以說。當我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一些拍片人想投稿試一試港台的外判計劃，去東京拍一些新銳的設計師。當時年紀少，不識世道，就為那「拍片人」做了一點資料技搜集，甚至約訪問。事情辦到一半，聯絡的製作公司說，他們的計劃書被打下來了。聽說是，當事者沒有信心，他們會做好節目，還在面試中說一句：「畀錢你地去日本，咪即係畀你地去玩。」

結果，他們之後，我就幫《鏗鏘集》做了一集關於日本高空綠化的特集，由翻譯到安排被訪者，我都有份提議參與。

那一次，我不知道有幾多人記得。但至少，我是有能力協助完成一集紀錄片的。

然後，你們看到港台的東西，怎麼做都不會年輕，往後的問題，還是不多嘴了。反正，香港人已經以不看香港的電視節目為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