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後的施政報告與預算案（郭榮鏗）

雨傘運動之後，不論對這場運動持什麼立場的人，大概都會對香港的前景不感樂觀。一方面，人大決定不動如山，政改方案難望通過，因政制缺陷而衍生的惡果依然困擾香港；另一方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首梁振英完全無意化解社會矛盾，反而在《施政報告》再點火頭。

儘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比梁振英好些，至少願意認識雨傘運動反映和衍生的問題，然而《財政預算案》一如以往偏重「派糖」，沒有任何長遠政策或社會投資去處理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

香港其實不是沒有轉危為機的經驗。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從5月初到10月，香港左派由發起罷工和示威，演變成使用槍械和炸彈的暴力行動，導致包括示威者、警察和市民共五十多人死亡。可是，香港在六七暴動之後，社會不但沒有繼續撕裂和沉淪，反而逐步躍進，原因是當年的港英政府肯認真研究暴動的起因和反映的社會問題，然後改變管治方針，推出重大的政策和投放巨額的資源做社會投資。

由於暴動由工人發起，時任港督戴麟趾認為有必要改善勞工的狀況，因此修訂勞工法例，賦予工人更多權益，例如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准許女性職工享有產假；設立勞資審裁處處理勞資糾紛等等。此外，戴麟趾深感暴動反映官民溝通不足，於是暴動後一年即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港九劃成十區，每區設民政處及民政主任，收集民意，接受投訴，並向市民提供諮詢服務，以改善官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