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空氣但非共享污染

空氣本來是世界上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不論其身份背景，都能免費共同享用的 Public Good 。大家也許以為空氣污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後果也理應是眾人共同承擔，無人能倖免。根據英國醫學期刊《刺針》於 2017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污染、貧窮與環境不公義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貧窮人口或小眾人士比其他人更常會接觸有害的污染環境，故此承受著更多的不良健康風險和後果。

於 2015 年，超過九成因為戶外空氣污染而死亡的個案是發生在低至中收入國家，如中國和印度。而無論是在「發展中」還是「已發展國家」，污染所引致的健康後果經常都是由最貧窮和最邊緣化的族群承受。例如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 (Alberta) ，原住民族群「第一民族」的聚居地便飽受周遭多間化學工廠的污染之害。

環境不公義 越窮越污染

香港的情況亦然。截至今年11 月，環保署錄得空氣污染物 NO2 年均濃度最高的三個一般監測站分別位於葵涌、深水埗及屯門，數值為 55 、 48 及 45 微克立方米，全部超出本港空氣質素指標及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 40 微克立方米安全限值。錄得一級致癌物 PM2.5 年均濃度最高的三個一般監測站則位於屯門、觀塘及深水埗，所得數值全部高出世衛安全指標一倍。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這四個份外受到空氣污染影響的地區均是社會剝奪指數偏高的區域。觀塘及深水埗更長期是十八區中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最低的兩個地區。

百分之八的死亡風險

也許單單講污染物濃度超出安全指標，未能夠帶出問題的嚴重性並引起市民的關注。故接下來要談的，是空氣污染所直接引致的死亡風險。世衛的研究早指出，若年均 NO2 濃度上升 10 微克立方米，市民身處該環境的長期死亡風險便會隨之上升 3.9% 。換句話說，居住在 NO2 年均濃度 48 微克立方米的深水埗街坊，比居住在 NO2 年均濃度 38 微克立方米的東區及中西區街坊，死亡風險高近 4% 。比起住在 NO2 年均濃度只有 29 微克立方米的將軍澳市民，深水埗街坊的死亡風險更是高出近 8% 。翻查數字，東區、中西區及將軍澳（西貢區）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都巧合名列在全港最高的頭四名位置。越富有的地區， NO2 水平反而越低。反映空氣污染與貧窮不可分割的關係與環境不公義。

圖一：深水埗街坊與中西區街坊因空氣污染物NO2所引致的死亡風險對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2017 年版）」

關我事嗎？

香港每日有 5 名市民因空氣污染而死亡。在這些冰冷的數字後面後，社會更要反思的是，是甚麼原因導致了這些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是政府的減排政策出了問題？是市民的愛車文化？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還是我們每個人的冷眼旁觀？對於每天面對的空氣污染，大家都早已習以為常，只求得到自保的方法，不求了解問題源頭的真相。拒絕認清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高度現代化生活正正是導致世界嚴重污染的原因，也就自然不會覺得我們需要為共同製造的空氣污染負上責任。最後的結果是賠上了大自然，又賠上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