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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維基解密公佈的一批美國中情局(CIA)文件,早在2014年6月,CIA和英國軍情五處(MI5)聯手研究新技術「哭泣天使」(Weeping Angel),這個間諜軟體能讓三星智能電視,處於假關機(fake-off)狀態下,竊聽用戶對話,並傳回美國間諜。CIA還開發駭客攻擊技術,入侵iPhone、Android作業系統,利用漏洞,越過WhatsApp、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的加密程序,讀取用戶的訊息,並且能啟動其電話攝像頭和麥克風,藉機竊聽、追蹤位置。
這批近9,000份的文件揭露了CIA的駭客技術,包括惡意軟件、病毒、木馬程式、遠端控制系統等數億程式碼,維基解密稱,這批文件猶如CIA的「駭客軍火庫」,並警告會有網路武器擴散的風險,CIA的例子證明,政府機構的入侵能力,已經超越一般人心目中的防範意識,那我們是時候問問自己,是否只有消極接受?
在現今網絡生活年代,人類與科技產品已經不能分割,政府利用科技,已經能夠輕易地監視和竊聽每一個人民,以往筆者其實也探討過這個問題,今次想以一個新角度分析:公民社會是否可以和政權展開網絡大戰?首先,筆者必須承認,各國政府基於管治需要,一定不會主動,或輕易放棄監視和竊聽市民的舉動。再者,普通人根本不能完全離開科技,手機、八達通、晶片身份證等必需品,都能成為政府監視竊聽的工具。市民即使透過傳媒、代議士等向政府施壓,也不可能完全杜絕,或逼其放棄監視和竊聽,皆因政府定必秘密進行,就如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實施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稜鏡計劃」(PRISM),若不是斯諾登2013年6月於英國《衞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公開,市民根本就不會知道,原來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政府嚴密監聽。
面對私隱嚴重被侵犯,某些美國人不願意坐以待斃,想要扭轉主次關係,發動一場公民社會與政權對抗的網絡大戰,轉而支持維基解密、斯諾登和駭客組織等,進行反監視和竊聽CIA、MI5等情報組織行動,發現若有研究及進行類似「哭泣天使」、「稜鏡計劃」等監聽市民的計劃的話,馬上向全球披露計劃的文件,引起關注,再透過社會的施壓,促使政府停止這些侵犯國民私隱的舉動。公民社會甚至可以透過眾籌、捐款等途徑,支持駭客組織,讓他們以足夠資源,和政府進行一場「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的持久網絡大戰。起碼從目前看,當網上媒體、各大社交平台和記者一齊發力開炮,公開大肆報道政府監聽市民的計劃,政府未必能死撐得住。有時候,網絡大戰還能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維基解密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就於10日表示,將向科技公司提供CIA的駭客軟體程式碼。不過如果沒有公民壓力,科技公司就算知道產品的漏洞,也有可能置之不理,讓政府能繼續輕易入侵。所以說,公民網絡戰與提升保障市民安全級數,有着實際關係。
後網絡經濟時代,總有Startup大膽挑戰強權、對舊有經濟秩序進行顛覆性重組,才得以倒逼社會正視和革新原有模式的弊病,譬如Uber的出現,挑戰舊有的出租計程車行業、Airbnb成功挑戰舊有的酒店行業、眾籌網改變舊有的招股集資模式,都是有破壞才能有建設。筆者認為,不久將來,說不定能透過一場捍衞公民私隱的抗爭,帶來一次革新現有政治運作規律的新嘗試。
無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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