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電朱經緯以致「不斷打電話」罪成與公民抗命（肝醣爆裂）

我很認真的說，從去年七一511人被捕的預演佔中，到清場期間留守被捕的人，目前為止似乎尚未被起訴；今天因致電朱經緯被判罪成的三個大學生，應是第一批因非暴力公民抗命而承擔法律責任者。雖然不是為了民主之類的理念，但嘗試騷擾濫用職權者本身已是義舉。我認為支持公民抗命理念者都應該向他們致敬，及在能力範圍內協助他們。

我可以理解政黨，甚至學者，會對三位因致電朱經緯被定罪的人感到為難。接下來的聲明，或許僅會針對警方辦案手法不公、雙重標準，避過以電話騷擾朱一事是否正當的問題。畢竟，這是針對個人的抗議，而且背後沒有特定理念，不夠崇高。

這個問題很有趣，光是討論本身已足夠inspiring。朱經緯是不是僅是一個個體，可以完美地與他身處的體制割裂開來？當一個體制賦予他警棍，賦予他行使警棍的權力，而當他在無正當理由下使用暴力卻不受體制懲罰時，而這個體制甚至不肯接聽電話時－－這種反抗算不算「只針對個體」？

這場電話抗義與民主理念不相關，只是針對警察濫權的報復。然而，以非暴力手段報復濫權者，本身算不算一種理念？如果不算，那麼「反對公權力濫權」，又算不算一種值得獻身的理念？後者聽起來很響亮，但如果你接受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話，那前者和後者的區別似乎只在於「有沒有具體行動去阻止施暴者」這一點而已。我可以理解，但在受害者的眼中，對準體制的遊行、示威、高呼可恥，又未必比落手打電話騷擾施暴者更為高尚。

最後，假如有心公民抗命的人因不斷打電話罪而留案底、入獄，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這件事？我不知道社會怎麼看，但在我眼中，我依舊那麼敬佩他們。說到底，民主與免受恐懼的自由，兩者都是崇高的。而香港警察顯然已經侵犯我們免受恐懼的神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