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使我們變得盲目：智能時代的自我滿足很危險

虎嗅注：在智能時代，我們是否想過，那些科技產品是我們呼來換取的工具，還是我們已經變成它們的俘虜？在它們的幫助下，我們的效率越來越高，但交出去的隱私也越來越多，這在本質上是一種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嗎？我們自身和科技的關係會保持平衡永久穩固，還是突然有一天打破平衡，上帝重新選擇一個主宰者？這篇文章會告訴你答案。

如今媒體上的科技新聞讀起來令人感到害怕，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NSA監聽的最新證據；新設備和App對個人信息的採集；以及最新的個人信息泄漏案等，這些嚴重威脅着個人隱私。其影響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這是對作為自由思想基石的私人與公眾分割的快速侵蝕，並將對我們的自由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們或許會為此感到沮喪，然而實際上我們卻也漠不關心。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曾經參與或發起過抗議（智能設備對隱私的侵犯）？或者哪怕是改變一下我們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或智能手錶的關係呢？為什麼我們會對此如此漠視呢？

我們可以說這隻是習慣問題，我們已經變得如此習慣於使用這些設備而無法想象到有任何別的替代方式。或者說，我們可能開啟了悲劇的命運，由於我們對於這些科技公司的無能為力，我們除了接受隱私受到侵蝕之外別無選擇。

但是，這些都是未觸及本質的事後解釋。要觸及核心，我們就必須深挖文化底層以揭開那些塑造我們與科技之間關係的理念。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能發現真正的原因是，在這種相互關係中出現一次意義深遠的思想轉變。

在過去的數百年裡，我們對這種關係一直有一種深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們把科技看作是對人的解放，甚至被David Nye（歷史學家大衛•奈伊）、James Carey（傳播學教授詹姆斯•凱瑞）和其他學者推到了神聖的位置。另一方面，我們又把它視作非人性化的、使人異化的、甚至是有可能操縱人的，這種觀點的歷史代表人物是William Blake（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 Mark Twain（美國作家馬克•吐溫）、 Mary Shelley（英國小說家瑪麗•雪萊）、Charlie Chaplin（英國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Friedrich Nietzsche（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Ned Lud（勒德運動領導人奈德•勒德）、Smuel Beckett（法國作家塞繆爾•貝克特）和Karl Marx（德國政治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卡爾•馬克思）等，然而這一派觀點在過去的20年左右的時間里幾乎已經被人們所拋諸腦後了。

許多文化領域見證了這一轉變，但沒有一個領域像科幻電影這樣直白。即使以未來為設定，科幻將目前關於技術的看法探索式的搬上熒幕。而事實上，很多優秀科幻電影的成功無疑是因為它們清晰的表達了那個時代對技術的希望和恐懼。

20世紀後期的科幻電影清楚的表明了陳腐的對技術憂心忡忡的觀點在美國文化中的流行。例如，20世紀80年代見證了個人電腦的出現、基因工程和機械人領域的創新、工業機械化帶來的失業，以及新潮的軍事技術如戰略防禦倡議（又名「星球大戰」計劃）。

當時的科幻電影流露出一種恐懼文化，生怕我們跟不技術上變化的步伐。許多科幻電影探索了技術的去人類化效應，描繪了人類失控的世界。像《終結者》就結合了對機械化和計算機操作的擔憂。人類主人公無法直接殺死施瓦辛格扮演的賽博格（半機械人），後者最終在與另一項工業科技（一台液壓機）的較量中走向毀滅。同時代的又一經典力作《銀翼殺手》描述了一項複雜的思想實驗，將技術和人類組合成「混血兒」（hybrid 混合體）。哈里森•福特飾演的戴克必須殲滅的對手——羅伊，象徵著不受約束的人類野心和技術潛能的可怕合成。20世紀90年代是大規模計算和互聯網興起的時代。相應的，新的技術隱喻被創造出來，20世紀80年代的陽剛技術被流變的網絡所取代。在《終結者2》中，施瓦辛格的工業殺人機器已經過時，不再對人類構成威脅。取而代之的是來自T-1000的威脅，T-1000的速度和液體金屬形態喚起了一個全新的由數據流統治的世界。

90年代也見證了日常生活的日益數字化和虛擬化——這一趨勢反映在Jean Baudrillard（法國哲學家）的觀點中，他認為海灣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虛擬化戰爭。電影也在探索着生活虛擬化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麼。 《楚門的世界》、《黑客帝國》這兩部電影都講述了主人公被從日常生活「喚醒」后，發現所謂的日常生活不過是人為創造的產物。

然而，科技恐懼觀點很少出現在2000年以後的科幻電影中，同時，我們也很難搞清這些電影的共同主題或者屬於那種電影類型。難道正如《異形》和《銀翼殺手》導演Rildley Scott宣稱的那樣，科幻電影作為一種特定的電影題材已經江郎才盡？還是這預示着文化中的某些深層次問題？

最近有兩部電影確實表達出了對科技的恐懼，在對它們進行反思后答案也就清楚了。《超驗駭客》和 《Her》是眾多講述人工智能失控電影中的兩部。然而，它們都沒能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僅僅因為它們是「壞電影」（譯者注：恐怖片、科幻片、怪物片等都被稱為bad films）？不一定。儘管《超驗駭客》很難讓人接受，但是，《Her》的主題卻耳熟能詳，對數字虛擬時代的愛情進行了深入探索。但癥結在於，兩部電影都沒把握住時代精神——沒人真的再對人工智能心存恐懼了。

對科技心生畏懼的觀念，離不開三個前提：首先，科技和人類相互分離，自給自足，這符合古老的人類/機器二分法。其次，科技具有自己的特性——它能主宰人類生活，傳奇的傳播學家Marshall McLuhan曾說過，我們被自己製造的工具重塑着。第三，自然能夠指揮科技與人類為敵。

然而，近20年這三種假設發生急劇坍塌。尤其是我們不再認為科技有內在涵義，媒介也不再是信息（McLuhan說過媒介即信息）。相反，科技唯一的價值是我們所給予的。對我們而言，科技是一張白紙，等着我們賦予它文化內涵。隨之相關的是，我們對自身與科技之間的親密關係有了新的認識——我們與科技之間的界限正在土崩瓦解。

或許核心的驅動因素在於，以科技為中心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訴求。我們需要證明自身的獨一無二性，而科技已經成為達成這項目標的最有效途徑。我們把科技視作自我表達的途徑，它使我們更好的展現自我。

智能手機就是很好的例子，黑莓最第一次為智能手機賦予了文化內涵，它的定位就是商務工具。這影響深遠，如今各大智能手機品牌都把他們的產品定位成社交關係、創意性表達、玩樂及所有其它有關彰顯獨特個性的中心。App同樣重要：它們通過提供定製化體驗來使得智能手機充分表達出用戶的個人訴求。

有助於用戶進行自我表達的理想技術並不僅限於智能手機，但許多人工智能研究者不再以創造出擁有終極智能的機器為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計劃複製人類真正的特質，如作曲和繪畫等。

直到最近，在蘋果智能手錶的發布會上，Jonathan Ive表示，「我們處在激動人心的開始，我們正在設計的技術能夠可穿戴、真正個性化」，這預示着一場新的旨在消除人們與科技邊界的戰鬥已經打響。

與之相似的，物聯網讓我們前所未有的成為了世界的中心。在這裡，我們在感覺到癥狀之前就能提前知道病情；在冰箱的牛奶喝完之前就能及時收到通知。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技術，它與我們的需求如此合拍，以至於在我們的需求產生前它就能進行提前預測了。

因此，我們現在沒有隻把科技看作是一種賦權，更是將其當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工具。因為它的作用就像是一把能夠打開我們心靈密室的鑰匙，我們與之建立了新的親密關係，這聽起來像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看起來科技正在接近自身邊界：這對人類的自由來說不再是一種威脅，反而是一種驅動力。

毫無疑問，這個烏托邦式的世界令人萬分愉悅，但這絲毫不會削減意識形態的純粹性。事實上，是科技的外表使得這種新的「親密的意識形態」變得如此有魅力。

在過去，由於人類/機器二分法很容易把機器與人分開，所以我們能輕易的保留對科技的批評權。就這樣，我們可以把機器看作是一個客體來分析；我們可以假定這些發明如何使我們的自由變好或者變壞。但現在這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任務，因為我們自身和科技已經融合在了一起。我們需要拚命與科技拉開一定距離，從而重新獲得對科技進行思考甚至批評的能力。

結局可能是我們無法看見科技的陰暗面——它有可能被濫用，比如說用來侵犯我們的隱私。當我們把智能手機看作是第一個幫助我們發現自我的工具；當我們認為谷歌自動駕駛汽車是如此可愛；或者當我們相信Google Glass能夠使我們找到一種超脫于身體的、掌控世界的方式時，我們怎樣才能意識到這些設備對我們隱私的影響？

這不僅僅在於我們對此的無視，更是在於我們深層次的意願。「科技是自我延伸」這個觀點的盛行催生了一些自戀情節：我們喜歡技術是因為我們喜歡自己。在弗洛伊德學說看來，親密的意識形態激勵着我們，使我們把科技當成尋求理想自我的核心要素，從而將自己的愛意投射到技術客體上。因此，我們不需要真正把自我和科技割裂開來，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會失去很多外部的東西，並與內心的自我產生疏遠。可能這就是親密的意識形態能夠操縱我們的真實力量所在。

但我們需要回到上一步，將我們自己從周圍那些誘人的智能設備中解救出來。我們需要結束對科技的盲目崇拜，重新和科技拉開到一個我們能夠對其時刻保持「批評」狀態的距離。我們可以試着這樣看待技術：它們引領我們走向自由，同時也成為我們的最大威脅。如果我們仍未覺醒，等到那個技術烏托邦因為對我們隱私的重大影響而變成一杯毒酒時，就一切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