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文化自我之形成（一）：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化與俄羅斯化文（安德烈）

在獨裁統治下，少數文化社群或非當權之文化社群，若非在執政集團內，則有機會受威脅。獨裁政權為了維持統治，經常打壓異見聲音，而少數文化社群則有機會成為被迫害之對象。獨裁政權要保持社會足夠「單一」，所以要統一語言、統一信仰、統一傳媒、統一文化。教育和傳媒都是重要的手段。

蘇聯統治下之烏克蘭就是一個被獨裁統治壓迫之少數文化社群。在歷史學裡，由於俄羅斯帝國與蘇聯先後不斷對少數文化社群作出文化同化，因而有所謂「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之現象。然而，在蘇聯統治下之烏克蘭，同時出現了「烏克蘭化」之現象與之抗衡。

蘇聯是一共匪獨裁政權，這無須質疑。俄羅斯蘇維埃於1917年立國之初，由於勢力較弱，因而提出「原住化」（Korenizatsiya）之主張，認為各非俄羅斯族群應有自治權，相當於「烏人治烏」。1919年列寧提出應該改變文化及語言政策，容許非俄羅斯族群使用自己的母語[1]。1922年蘇聯成立後，蘇聯將此政策落實於蘇聯加盟共和國中。

1923年俄羅斯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史太林說：

「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此一更宏大之目標，俄羅斯人自己應當謹慎檢視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重大危機。少數國族地區應組成新的機關，以將國家給予各地之少數國族，以其國族之語言建立政府與教育，並且任用和晉升少數國族之成員成為領導。在中央之層面，各國族應在蘇維埃聯邦裡派駐代表。」[2]

這對烏克蘭化非常重要。1923年全烏克蘭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烏克蘭化教育及文化機關之落實》，規定政府使用烏克蘭語，肯定烏克蘭語之權利。1929年為止，已經有97%烏克蘭之中學生接受了烏克蘭語教育[3]。烏克蘭共產黨員及幹部人數亦漸漸以烏克蘭人為多數。甚至蘇聯還默許烏克蘭之正教會於1921年成立「烏克蘭自治正教會」（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脫離莫斯科牧首獨立，以削弱俄羅斯正教會。

然而，烏克蘭化到了1930年代即告終。1930~1931年，史太林為了加強對烏克蘭之控制，將烏克蘭化打成「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將大批二十年代烏克蘭化時期之知識分子處死。1934~1940年史太林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蘇聯發生肅反運動，大批黨政軍幹部、知識分子和平民被殺，烏克蘭自治正教會亦被解散，正教會神父被監禁、流放或處決。雖然烏克蘭語依然存在於教育中，但至1937年起蘇聯官方開始歌頌俄羅斯語，將反對俄羅斯文化者視為階級敵人。「原住化」政策告終[4]。二戰期間，西烏克蘭被軸心國佔領，區內烏克蘭文化得以復興，烏克蘭自治正教會短暫恢復，但東部的蘇佔區卻被加緊俄羅斯化。1945年二戰結束後，西烏克蘭被收復，蘇聯對西烏克蘭之知識分子及教會再次進行大規模迫害[5]。到了1960年，烏克蘭語才重新獲准使用於教育、文化及出版。然而，儘管蘇聯不斷在烏克蘭推廣俄羅斯語，烏克蘭語仍未衰亡。不過蘇聯之語言政策成功令烏克蘭東部和南部之烏克蘭人改為以俄羅斯語為母語[6]。

在獨裁統治下，面對強大之國家機器，烏克蘭文化非常被動，也難以進行大型公民抗爭。二戰是一難得機會；然而，這次一爆發的就是武裝革命。1941年納粹佔領西烏克蘭期間，由於部分烏克蘭人對蘇聯與納粹皆不滿，於是組成了烏克蘭反抗軍隊UPA（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ська Армія），以建立「烏克蘭民族國家之獨立議會」，「烏克蘭人之烏克蘭」[7]。UPA又出版了「烏克蘭國家行動宣言」（Акт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Держави），由斯捷潘·安德里約維奇·班德拉（Stepan Bandera）領導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OUN織提出，呼籲「在整片烏克蘭土地聯合以組成烏克蘭主權政府之前，全體烏克蘭人民不要放下武器。」[8]

OUN成立了臨時政府，而UPA則成為主要武裝力量。然而，由於受到納粹思想之影響，UPA於1936年曾犯下種族清洗罪行，對烏克蘭之波蘭人作出屠殺[9]。這也是為甚麼今日有些左膠誣諂烏克蘭民族主義為法西斯，因為二戰時UPA的確受到法西斯主義影響，有法西斯主者混入了烏克蘭民族主義當中。1945年二戰結束後，UPA依然一直反抗蘇聯，直到1949年為止。OUN在戰後流亡海外，1956年由於路線分歧，OUN分裂，激進的班德拉繼續領導OUN，溫和派則在利夫・威柏（Lev Rebet）帶領下另行成立OUN(z)。1957年及1958年威柏和班德拉先後在德國慕尼黑被蘇聯特務刺殺[10][11]。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兩組織返國，形成親西方之政治勢力。

蘇聯晚期，在戈爾巴喬夫之政治改革下，烏克蘭化政策再次出現。1989年10月蘇聯修憲，制訂語言條例，烏克蘭語再次成為烏克蘭之官方語言，然而俄羅斯語在烏克蘭之使用依然受保障。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1996年憲法再重申烏克蘭作為官方語言之地位，惟其他語言在烏克蘭之使用依然受保障。2003年烏克蘭已經有近75%中學生接受烏克蘭語教學，比1991年之45%大增30%，反之，接受俄羅斯語教學的由1991年之54%急降至2003年的 23.9%[12]。

[13]

烏克蘭的例子說明了一點：在獨裁統治下，少數文化社群完全沒有保障，獨裁者一時可以保護你，一時可以打壓你。你仍有一點文化自我，然而這文化自我卻是完全沒有對應之政治主體，而是完全依附於獨裁政權之主體，在政治上沒有自我，只是為彼存有（being for others）。總之外來獨裁政權給你多少權力、多少文化自我，你就只有多少，他可以隨時改變政策收回，因為他超然於法律，你若堅持保留自身文化就是「去俄羅斯化」的逆賊、叛徒和階級敵人。若想與共匪交手，請多讀烏克蘭歷史，了解一下當主權落在外來獨裁政權手上時，自身的文化自我是如何的危險。

[1] Slezkine, Yuri,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No. 2, Summer 1994, pp. 414-452.

[2] Vihavainen, Timo.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How did the Bolsheviks Cope with National Sentiments?. Chulos & Piirainen, 2000. pp. 79.

[3] Ivanyshyn, Vasyl, Yaroslav Radevych-Vynnyts’kyi, Mova i Natsiya, Drohobych, Vidrodzhennya, 1994.

[4]  Vihavainen, Timo.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pp. 79.

[5] Braithwaite, Rodric. Across the Moscow Riv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8.

[6] Besters-Dilger, Julian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Peter Lang, 2009. pp. 7–8.

[7] Wilson, Andrew.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A Minority Fa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7. pp. 47-51.

[8] “Samostiyna Ukraina" Stanislaviv, July 10, 1941.

[9] Yekelchyk, Serhy.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Christopher, Andrew & Vasil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1999. pp. 362

[11] “The Partisan”, Time, November 2, 1959. URL =

[12] http://www.igpi.ru/info/people/malink/1111152776.html “Степень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Humanitarian and Political Studies (Russia),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of Ukraine. 2014.

[13] Ibid.

作者：安德烈（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