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後的一國兩制 【郭榮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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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為公

政改否決了。與以往不同，無論中央或香港均把今次政改提升到「一國兩制」能否成功實踐的層次。無疑，當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只聞樓梯響時，香港已曾經歷三次政改討論，甚至有通過也有否決，可說是「一國兩制」的展現，也是《基本法》把政改這個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責任的功勞，所以即使政改並非「一國兩制」的全部，其重要性必然讓它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若是這樣，或許有人會問：政改否決，是否意味「一國兩制」受損，甚至失敗？這個問題可以循兩方面回應：一、儘管政改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元素，卻不是它的全部，所以政改否決，不會直接損害「一國兩制」或是判斷「一國兩制」全面失敗的指標；二、「一國兩制」的原意和作用，其實是防止中國的那「一制」影響香港，以維繫香港的核心價值，如各種公民自由和權利，以及保全香港的典章制度，如普通法制度和司法獨立。這些原意和作用，《基本法》已經具體寫下，提出「一國兩制」的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講話可作比照。

然而，《基本法》自頒布至今沒有絲毫改動，鄧小平的講話已成為不能改變的歷史，但今日的「一國兩制」卻與數十年前提出來的時候不大一樣，連同市民對它的信心，亦從回歸以來的最高拾級而下至最低。要是這樣，現在若然有人提倡研究2047年後是否延續「一國兩制」，一如兩年前有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最近則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還有筆者在今個星期三立法會大會提出「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延續的動議，豈非不合時宜？

借用大文豪狄更斯在巨著《雙城記》的一句名言回應：「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在「一國兩制」走了樣，市民對它無信心的當下，提出延續「一國兩制」可能是最壞的時候。但如果從2047年倒數至現在，還有30多年來看，卻是提出這個想法的最好時機，因為我們還有時間矯正偏差了的地方，以及尋找一條可以繼續改良和持續執行的路。

要怎麼辦呢？借用今次政改失敗的經驗，主因是中央與港人嚴重缺乏持續和真正的溝通，所謂負責做聯絡的中聯辦也沒有做好平衡和兼容的工作，只是偏聽如周融之流的話，反映於「一國兩制」之變質，原因也是中央與港人一直缺乏全面溝通，只偏聽建制派的聲音。

事實上，回想30多年前，由研究在港實施「一國兩制」到起草《基本法》，中央不分左中右地廣邀香港各界人士參與，終於達致一套港人信任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繼而願意回歸。在後政改時代，當我們開始思考「一國兩制」何去何從之時，中央或許應該要以當年提出、港人也接受的「一國兩制」的原意為共識，建立溝通平台，作為反思「一國兩制」的實踐及探討其延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