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農給港人上的抗爭啟蒙課（Polymer 編輯部）

「Down!Down!WTO!」，這句口號在你腦海中是否「有聲」？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舉行，一批主要是南韓的農民組成的外國示威者到場抗議全球化，從2005年12月11日至18日期間，這些示威者的鬥爭不但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還啟發了香港人的視野，種下了公民抗命的種子，從此，香港人的抗爭，再也不一樣。

韓農襲來之前

從前，香港人只有一種示威模式：由維園起步出發，泛民主派議員在隊頭叫口號，人群有秩序，甚至機械式沿著警方規定的路線前行，沿途不留下任何垃圾，人群大約傍晚到達舊政府總部，泛民議員在台上演講，而市民就解散回家—這是由七一遊行以後的刻板活動。

如劉細良所言：「2003年7．1遊行是以主流中產為骨幹，配上大狀黨專業人士，他們有一種『秩序情意結』，甚至乎到了沉溺地步，他們怕肢體衝突、怕搞事、怕傳媒批評，結果創造了散步式示威，去到政府總部繞場一周散會，忘記了遊行示威是要衝擊現有體制的目標……群眾運動被淡化為一種生活方式，這表示群眾運動失去了應有的效果，被主辦遊行的人閹割了。」

梁文道同樣批評過這種遊行文化，他在《人家都要被燒死了，我們還在看戲》說：「自從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後，『理性』二字就成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標準自述用語。正如所有研究集體行動的人都知道的，集體行動會賦予參與者一種身分認同感，不僅讓他們更團結，而且還帶來一種更新的集體身分。去過這趟遊行的，大都會同意『我們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心意堅決，但是行動起來很理性』這句話吧。於是『理性』就成了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指標，也成了我們衡量一切遊行是好是壞的標準了……其實在這個脈絡底下，香港人所謂的『理性』只不過是守規矩而已。不規則地在街上跑步是不規矩的，所以也是不理性的；如果有人踩高蹺或者滑板遊行，那當然也是不規矩不理性的。萬一(只是萬一)有人用自焚的方式示威，那自然是理性的反面，是徹底瘋狂的行為了。反過來，我們不知這些人為何示威，也不知他們為什麼要用和我們不同的方式來示威，然後一棍子把他們都打成『反理性』的做法，卻還是很『理性』的。」

「公共知識分子」都不滿了，但大家都視這種儀式為理所當然，甚至引以自豪，直至韓農震撼了香港人的腦袋。

道德感召—演藝抗爭

韓農也會遊行示威，也會按照既定路線到達示威區，但並不只如香港人一樣只活動大腿以下的肌肉和口腔。如博客你早所言，香港的遊行文化，把身體活動的可能性和創造性，限制在「步行」這個動作，使我們難以衝破既有的空間設計。

韓農卻沒有這種身體規限，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目的，就是要盡量吸引注意，從而令自己的訴求為人所關注。韓農最為人熟悉的示威動作自然是那經典的三步一叩，這種彷照西藏禮佛者的行為最能表達虔誠的態度。他們穿上護膝，帶上布手套，在鼓聲的帶領下，所有人邁三步，口中喊Down Down WTO，雙手併攏，頭磕在地面。這組畫面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十分震撼，也令人動容。香港各大媒體都以正面的角度去報導這種抗爭模式，例如《東方日報》頭版標題就以「長今精神，令人動容」來形容苦行，香港人也開始從苦行反思全球化貿易的利弊。

除了苦行，遊行隊伍也有音樂，有舞蹈，韓國大媽們隨著鑼鼓節奏跳起韓國傳統舞蹈，也會唱歌鼓勵士氣，據《苦勞網》當年的報導，「另一隊韓國女農，手持寫上標語製成的彩色塑膠棒，有兩個人負責推音響和所有用具，透過音響播放自製音樂，有一個人拿著麥克風領唱，所有人隨著音樂唱歌和做動作，間奏時候，一起大聲喊出『Down Down WTO』、『Down Down FTA』、『BYE BYE USA』、『BYE BYE BUSH』，另外，還會對香港市民喊出『We love Hong Kong』，非常可愛活潑。拿麥克風的人也會在在間奏或定點表演的時候，講一些話，雖然聽不懂講什麼，但是，卻像是彼此之間的笑話，大家都因此開心大笑。」

像《苦勞網》的評論所言，港、台的示威遊行由領導者單向在台上帶動口號，台下的遊行群眾跟著呼口號，遊行過程往往不僅群眾之間很少有互動，也難以對路人和廣大市民產生渲染力和互動。於是，往往是遊行前用盡路數動員，遊行時喊口號傷身，有種「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感覺，尤其是要不到官方承諾，組織元氣大傷，非常消耗。可是，韓農的遊行，每個人都是主角，不僅透過活動增進彼此之間的同伴情誼，過程玩得非常開心，甚至也對市民有感染力，產生互動，遊行的過程就是目的。

當日韓農的苦行場面，令不少香港人為之動容。(來源：蘋果日報)

無懼流血—勇武抗爭

不過，始終還是激烈的肢體衝突最能吸引鎂光燈。示威甫開始韓農們就沒有放棄過肢體衝擊的行動，粗略觀察下他們當年使用過以下「招式」：

使用削尖竹支、拆下鐵馬鐵支攻擊警察 跳海抗議，並企圖游向會展(世貿部長級會議會場) 戴上保鮮紙護眼，以雨傘抵抗胡椒噴劑 以滅火筒噴向警員 將鐵馬組成矩陣，衝擊警方防線 焚燒棺材 意圖推倒警車 佔領告士打道 奪走警方的盾牌(事後有交還) 拆毀公物，衝破路障

這些都是2005年的招數，在十年後的今日，香港抗爭的水平的有追近韓農們嗎？

示威在12月17日進入高潮，韓國農民於當日下午在灣仔區將示威升級，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衝擊，成功突破警察防線，企圖闖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以阻止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進行，最後逼使警察發射34枚催淚彈，更罕有動用裝甲車及布袋彈。事後香港媒體一反早前的正面報導，紛紛以「騷亂」、「暴動」來形容今次事件，而焦點也從反全球化又轉移到暴力衝突之上。

警方使用胡椒噴霧驅散韓農的衝擊。(來源：蘋果日報)

韓國農民多次與警方爆發肢體衝突，令旁觀的香港人開始區分「暴力示威」與「肢體衝突」程度差異。劉細良在他的文章《群眾運動的邏輯 ——韓農肢體劇場》中解釋，暴力示威是製造最大混亂效果，以破壞社會秩序為主要目標，包括放火燒車、擲石攻擊商店、搶掠、以暴力對付警察﹔另一類是有明確訴求，希望將群眾的政治或政策訴求通過示威放在社會議程上，再通過傳媒報道，引發社會大眾參與討論，這時肢體衝突變成了群眾運動的「劇場演出」。農民做Show要投入，要有激情，肢體衝突從新聞角度來看是充滿動感，可以成為翌日報道焦點，但即使是劇場演出，也要知道底線在哪裏，包括不能用攻擊性武器嚴重傷害對方身體，不能破壞社會秩序，攻擊其他人士。

示威者以滅火筒攻擊警察。(來源：無線電視)

示威者企圖推倒警車。(來源：有線電視)

事件最終仍是和平結束，但韓農示威給予當時的社運青年極大震撼，往後的日子越來越多聲音反思七一遊行式的和平遊行，韓農的抗爭模式也逐漸融入於本土的抗爭當中。

香港學生們的模仿

不少「八十後」青年或直接參與反世貿示威，或從電視機上看到示威者的衝擊手法，日後當他們參與社運時，行為模式或多或少都帶有韓農的影子。

韓農「老師」為香港人點出兩條路，一條是以道德感召為目的，帶有行為藝術色彩的和平抗爭；另一條是直接衝擊體制，以肢體衝突迅速吸引各界關注的勇武抗爭。

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明顯就帶有「韓風」，八十後青年仿效韓農的「苦行」，發起「五區苦行」，參與者在街上每行26步則跪下一次，再起身走26步，代表高鐵段有26公里，每天苦行15小時。示威者亦捧着米和種子，代表公帑和菜園村。整個行動由上水新都廣場旁的廣場舉行的開步禮，經過五個立法會選區的四日三夜苦行，直至1月8日高鐵撥款當天。

反高鐵運動是「苦行」本土化的開端。(來源：《蘋果日報》)

其後的社會運動如碼頭工潮及政改爭議等，都可以見到有青年以苦行表達訴求，期望達到道德感召效果，讓群眾關心有關議題。

碼頭工潮(2013)(來源：《蘋果日報》)

大學生冒雨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七步一跪「苦行」，喚醒沉默的市民七一上街。(2014)

苦行除了長叩頭外，也漸有不同「變種」，例如默站、閱讀抗爭、甚至自擲雞蛋，這種種行動都有一個共通點，即透過苦勞其身軀(長期站立、跪行、弄污身體) 這種自虐行為，感化身邊本來漠不關心的群眾去關心相關議題，進而擴大運動觸及層面，吸納更多群眾參與到社會運動中。

由「廿一世紀少年」發起的閱讀抗爭，喻意捍衛獨立思考、追求知識，據說是源於意大利的和平抗爭運動〝Sentinelle In Piedi〞。

有兩兒之母在立法會外自擲千蛋，來表達自己無能改變未來的無奈和對下一代的愧疚。

梁麗幗等大專生在地鐵站及車廂默站，呼籲市民毋忘六四。

此外，歌唱也是香港行為表演型抗爭的重要項目，請看另文詳述。

這種行為藝術型抗爭曾被時政評論員陳雲稱為「快樂抗爭」，他在2010年的文章指出：「行動形式而言，快樂抗爭就是懷抱歡喜心，直面痛苦，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信服，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當時他反對武力革命：「由武力抗爭開始，只會令窮人更加絕望：比起當權者，自己的武備貧乏得可憐，必須鼓吹超出理性的仇恨，採取更為滅絕人性的超限戰爭（如恐怖襲擊），犧牲許多同道，惹來當權者織造更為乖巧的意識形態網羅，實施更為殘酷的鎮壓手段。」

「快樂抗爭」在剛開始時收效頗大，例如反高鐵抗爭時的五區苦行就吸引極大關注，參與其中的青年今日仍是社會運動的中堅。但隨著年月過去，開始有對這種和平抗爭手法成效的質疑，甚至以「膠」來比喻這類行徑。

韓農勇武衝擊的形象也一點一滴地影響到香港社運，反高鐵運動苦行的另一面就是搶鐵馬、圍堵立法會出入口，以至當日已經有佔領街道的建議(惟最終被否決)。

自從韓農之後，搶鐵馬就成為社運指定動作，也是「激進」代名詞。

2006年，社會民主連線成立，代表激進民主派在香港政壇上開始佔一席位，2008年，社民連有三位議員進入立法會，此後開始議會內外配合抗爭。

社民連的成員歷年來也有不少被稱為「激進」的行動，例如向政府官員「掉蕉」、「掉蛋」、「掉粟米斑塊」等等。除了肢體行為上的激進，社民連在2010年跟公民黨合作發起「五區公投」運動，也被視為香港民主運動上的一個新嘗試。雖然在2011年社民連分裂，另一激進組織人民力量成立，但激進議會行動及街頭抗爭並未停止，認同這種行為的人也越來越多。2012年人民力量、社民連及部分獨立議員發起拉布，最終令五司十四局方案擱置，拉布亦成為激進派議員其中一個常用議會抗爭方法。

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政治環境越趨黑暗，最終因市民反對政改方案831框架，大批示威者聚集於政總附近，2014年9月28日香港政府下令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爆發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被不少人稱為香港社會運動一個重要里程碑，原因在於運動中有不少抗爭手段是香港主權移交後罕見或首次出現。例如是市民自發堵塞道路，金鐘、旺角、銅鑼灣皆有主要幹道被人群癱瘓，人民架起路障甚至以水泥、竹棚鞏固。

除此之外，抗爭者亦開始重視自身的防護，他們會買帶頭盔、自製盾牌、穿戴單車防護裝備等等，以防警棍攻擊；另外，以雨傘、眼罩、保鮮紙抵抗胡椒噴霧，口罩乃至防毒面具抵擋催淚氣體等等。

說韓農直接啟發雨傘革命群眾的防護意識也許不夠準確，因為港警以胡椒對付示威者多年，香港人早就懂得如何應付。

除了防守，示威者也關始有「進攻」的意識，雖然未有如韓農跟警方埋身肉搏，以至以鐵支攻擊警察，但群眾將鐵馬紮成矩陣，逼向警察，也甚有韓農影子。此外，衝擊立會一役中，我們看到有抗爭者以鐵馬撞爛立法會玻璃門，雖然這行動惹來極大爭議，甚至有人質疑衝擊者是「奸細」，但這也表示不少人已不滿足於「掉蕉」的象徵式激進行為，而是欲採取更直接的行動。

圖左為雨傘革命期間衝擊立法會行動；圖右為韓農直接攻擊警察。

圖左：韓農鐵馬陣；圖右：雨傘鐵馬陣

這些都是以往「散步式遊行」沒可能出現的。

約自2011年開始，本土主義興起，更對傳統泛民的遊行，乃至左翼領導的社會運動都有批評，城邦論倡議者陳雲表示，自從反高鐵運動失敗後，他反思「快樂抗爭」的理論是否有問題：「二〇〇九年的反高鐵運動失敗，也是由於事件涉及中港融合、菜園村逼遷、農業保育三件大事而難以作民粹化的宣傳，故此即使行動出盡法寶——拉布、苦行、保育參與（我也有參與協助八十後社運並提出「快樂抗爭」的戰術），也失敗告終。反高鐵之後，我自己反省了一會，之後我用我自己的民粹方法，自己處理中港融合的衝突，此後，我便與八十後社運人分道揚鑣。用民粹還是不用民粹，簡化論述還是堅持全部真理，要成功還是要失敗，要保護香港人的生存還是要保護自己的聲譽，我在二〇一〇年做了個抉擇。之後，好多人覺察到我改變了，不再善良了。」

他從「宜居灣計劃」事件開始，逐步建立他的本土論述，對於抗爭方面也提出新的「勇武抗爭」，是對他早前主張的「快樂抗爭」的一種反動，批評之前的社會運動都是「和理非非」，人民需要不惜流血衝突對付警察及政府，要脅政府以換取社會改變。

勇武抗爭的理論近年越來越受年青一輩追捧，雨傘革命中旺角群眾與警察直接對抗，就被指是「勇武抗爭」的一種例子。除此之外，反水貨的「光復行動」都帶有類似色彩。

但亦有批評聲音指勇武抗爭會令市民對社運的印象變壞，破壞民主運動形象，亦有人指出提倡勇武抗爭的領袖往往不以身作則帶頭衝鋒，卻躲在背後煽動支持者做「爛頭卒」。

歧路，還是殊途同歸？

在現今社運界，支持「快樂抗爭」與「勇武抗爭」的人士往往互相指責、嘲弄甚至敵視，其積怨甚至比對建制更深，雙方都各指對方的策略沒有效用，或帶來反效果。但我們回看韓農在反世貿運動中的表現，卻是「和理非」和「勇武」結合：既派出韓國大媽向警察送花送氣球，也在警察鬆懈時突然發難衝出遊行既定路線，甚至攻擊警方；會以悲情的苦行感染旁觀者，卻也同時以肢體衝突吸引媒體注意力。

另外，在雨傘革命中常備受爭議的一點是，到底群眾運動是否需要「大台」和組織？回看韓農，他們的行動都經嚴密組織和訓練，據曾親身參與其中的社運人士表示，韓農早在世貿會議舉行前已到港視察場地和街道環境；在港示威期間，也會在留宿的渡假營裡演練衝擊行動。他們的行動都會考慮周詳，顧及當地群眾的反應，例如當年《大長今》在港大熱，他們也就播放《大長今》音樂。

韓農能亦剛亦柔，這邊廂搶去警察盾牌，那邊廂就歸還；一時送花，一時拳腳相向，什麼場合，就用什麼手段，使用武力一方，和懷柔一方，從不互相指責，通力合作。

勇武與和理非，看似是兩條路，其實本該是一條路，香港的抗爭卻是將兩者越分越開，能否有一天，兩條路線最終整合，各顯神通，發揮最大的威力

作者：Polymer 編輯部（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