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禁制令三大疑惑 (郭榮鏗)

坊間有句俗語，說「十個律師有十個意見」，就同一宗案件，可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見，這是法治精神發展成熟的表現。同樣，法官之間對案件有不同判斷，也是正常不過，所以我們不時看到有些案件先贏後輸或先輸後贏，很是峰迴路轉；甚至在同一份判詞中，法官可以有「不一致裁決」（dissenting judgment）。這是法治水平達到高階的體現。

近日備受關注的法庭案件，相信非佔領運動的禁制令申請莫屬。案件除了在庭內引發尖銳辯論之外，在庭外也掀起激烈討論。在法律界中，不只律師之間有不同意見，學者之間有不同分析，甚至法官之間也有不同觀點。

在高等法院，法官一邊批出臨時禁制令，一邊拒絕辯方的上訴和暫緩執行申請。但在高等法院之外，上星期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一個題為「雨傘運動與法治」的論壇上，前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及現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HenryLitton），卻對法庭頒出臨時禁制令感到「迷惑」。他提出幾個疑問，而這些疑問，對法律界同業乃至社會大眾猶如暮鼓晨鐘：

一、從根本上說，佔領運動本身是一個涉及公眾滋擾和公眾秩序的問題，為何會用禁制令這個屬於民事訴訟的程序處理？

二、這個案件既涉及公眾滋擾和公眾秩序問題，律政司則有權力，更有責任去接手處理這個案件，可是為何律政司沒有這樣做？

三、申請禁制令的一方沒有計劃執行禁制令，為何仍要頒出禁制令？

列顯倫法官如此評論一宗尚在審理的案件，雖然罕見，但正正反映出案件茲事體大，不得不即時發聲。這些問題，其實並不艱深，但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個問題，這個角度，已經超越「有人違法，所以應該受罰」或「有違法行為，所以應該禁制」這種把問題簡單化的層次，而是提升到：問題的性質是什麼、採取的方法是否合理、由誰負責才最合適、方法本身能否解決問題等等…… 處理這些問題，有時比處理所謂違法行為本身更重要，因為用錯方法處理問題，可能比問題沒有處理帶來更惡劣的後果；而由不適當的人行使法律權力，則可能比有人違法對法治帶來更嚴重的破壞。

無可否認，任何人均有權申請禁制令，每個人也該遵守法庭的命令，更有權利在法庭就自己的作為辯解。然而，佔中運動本身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法律爭議，用禁制令這個私人的民事方法處理一個社會公眾的利益問題，怎麼也說不上是對症下藥。

同理，人大固然有權釋法和做決定，但又怎能把原本容許香港落實「無篩選」的真普選的《基本法》第45條，說成法律原意就是要搞篩選，然後做一個假普選的決定呢？這樣，我們不但得不到仍然沒有的民主，卻也失去已擁有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