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稿】重判浪舍？——再思動物福利修例（文：陳嘉銘）

是令人傷心難過的場面，說的是浪舍。由上週六的搜救開始，讓現場每一位救狗人士都有同感的，是這個不是狗樂園，而是「亂葬崗」；而貓狗屍首的影像，以及更多驚惶瘦弱的毛孩，被救護人員一車緊接一車的運走，看得更是天怒人怨。這個地方原本是一個有人管理的狗場，而場主也似乎一直有接收狗狗，更會接受捐款，唯獨就是不知為何在半年時間讓狗場成了災場，教人慘不忍睹。

傷心、憤怒，雖說是合理的情感反應，而使不少人也會破口大罵，責怪場主慘無人道。然而浪舍事件的悲劇性，亦有其「正面意義」，是鼓勵大眾再次思考漁護署上週五提出對《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的修例建議；畢竟修例的兩個重點，是（一）虐待罰則及（二）妥善照顧。前者說的，是對虐待動物的人加以「量刑重罰」，至最高刑期為十年，而後者則是提出「謹慎責任」，說「管有動物的人」要為動物負責。

浪舍正正牽涉這兩個問題，然而可以多想的是，「重罰」為何？而又何謂「負責」？

缺乏良知，量刑有阻嚇作用嗎？
畢竟可以理解，我們看到過百貓狗在浪舍死傷而憤怒；過往網上更有不少說法，認定以「虐待動物」之名定調，就應該提高罸則與量刑，視為「阻嚇作用」，而能向（有意）施虐者再三警告，虐待動物是嚴重罪行。是故對照浪舍事件，負責人在修例前最高刑期為三年，而假如修例早已成事，他或會面臨更高判囚刑期，另外或更要付上高額罰款。

問題來了，是三年相對十年，是否後者必然可以阻止今次浪舍事件？坊間有太多傳聞，說狗場「本來正正常常」，只是去年場主開始行為怪異，有說他有病，亦有說是精神問題。眾說紛紜，不過值得細想的，是如果說法屬實，那究竟量刑對一個失去能力作理性（或良知）思考的人，會有多少阻嚇作用？這個人或根本不會再想及量刑的阻嚇效果，而依然對場內動物作出不恰當行為；事件結果可能不變，是悲劇被揭發出來，只是判刑不同罷了。

筆者不是反對加重刑責，更非常認同量刑不純粹是用作阻嚇與懲罰，更是一種「教育意義」——讓公眾明白，動物作為生命，是不應被人類如此傷害；而至於動物是否有權利生存並「享受牠們自身的存在」，則是更高層次生命倫理的後話。但我們不可以單向地想，「高度」提升量刑，如同跌入了刑責迷思，就完全相信重判必然可以阻嚇所有罪行。

當然筆者明白，看到弱勢生命受虐甚至被殺，我們會憤怒，而坊間亦多有激動說法要重判施虐者。然而這或更像是「以暴易暴」的反撲，而不必然能夠認清問題所在；當然我們有需要作情感宣洩，但事後就更要多想，如何把情緒提升為思考防止悲劇再次發生的方案。

順利邨阿Miu受虐案件的缺口
為何筆者常要強調，在傷心與憤怒過後，有再進一步思考的必要？因為虐待動物案件，怒火未必讓人看清細節。舉一個七年前的例子，是2012年秀茂坪順天邨的街貓阿Miu，被青年聯群虐待，其中二人本來被判刑期十六個月，是同類案件在香港的最高判刑；但2014年初判刑後，到年中兩人上訴得值，一人獲減刑至十二個月，另一人則因為案件證據為電梯閉路電視片段，未能百份之百確認他就是乘搭電梯來往現場的參與者，所以得到脫罪。

這個案件當年哄動，是因為阿Miu重傷時，被拍下坐著吐血的照片，讓人我見猶憐，也痛恨施虐青年；問題正是，香港對於動物施虐案件，很多時就在憤怒的指罵裡，掩蓋了更應為人留意的缺口——那正是求情或可減刑，以至證據必需確鑿無誤，才可定罪。這對一般刑事案件是常識，然而對於動物受虐，我們得不到動物親身以人類語言作證，更沒有專業動物警察偵查與搜證；而法官量刑及辯方求情更只能借鏡之前案件，去考慮量刑——是次案件正是對照此前一宗有人用天拿水燒唐狗案件，判刑僅為八個月；是故阿Miu受虐至死，法官想及嚴重性與證據不足，讓犯人減刑至十二個月得值。

事件反映甚麼？一，是成立動物警察的必要，以強化動物受虐案件的查緝過程，是為還動物公道，也是阻嚇；二，是原來量刑的準則，別說是2012年案件，而是來到今日，也欠缺仔細清晰的「量刑指引」，致令當中有太多缺口，讓人感覺虐待動物隨時都獲輕判。對照今日浪舍事件，再連同漁護署的量刑修例，說十年又好，甚至提升到「死刑」似滿足坊間憤怒之言也好，其實審判都有過程，當中有調查，亦有昔日案例比對；一切都可以是判刑的變數，而不純粹是「量刑重罰」就可為虐待案件定奪。

收容場所量責複雜？
更何況，浪舍事件一定比順利邨阿Miu受虐，潛藏更多曖昧不清的地方，因為這涉及管有者責任，而正中漁護署修例的第二部份，牽涉「誰是管有者」，又「如何定義管有者」等等問題。漁護署提出的用語，是「謹慎責任」，而筆者也曾另文談及，那是根據歐美「動物福利法」，本來是為寵物業、屠宰業、農場動物、運輸及肉食、工作與表演動物、實驗動物及動物診所等等列明「被消費的動物」，如何可以得到善待；然而把同類邏輯放於香港，雖說是良好意願，卻一定看漏了眼，未必能處理野生動物、鄉郊動物，以至今次事件的收容所動物——即狗場貓場的管理[1]。

最為義工們擔心的，當然是他們平日多在街上照顧貓狗的做法，會被修例視為動物的管有者，而街上動物面對任何的生活或生存問題，都被看成義工責任，而隨時教他們誤墮法網；這個憂慮已被多次提出來，相信漁護署一定會正視。問題倒是，如浪舍事件的責任問題，除非證據全部指向唯一一個經營的、營運的，甚至是照顧者，否則其實責任誰屬？動物收容場地，一般除經營及營運者，還有參與當中的，受薪或義務的動物照顧者，要釐清「謹慎責任」誰屬其實不是易事，當中如同上文所言的「量刑指引」一樣，涉及「量責指引」，「刑」與「責」同樣要細文羅列。

為甚麼要羅列而不是「一網打盡」？因為動物收容場只是一個「模型」，類近「沒有主人的動物」所聚集的空間其實眾多，比如地盤、貨倉、車場，而那又必然要跟鄉郊動物區分開來，因為前三者或是人為的空間管理生成，也故意收留動物，尤其狗隻作保安之用，後者倒是郊野動物本來就生活在鄉間。人為管理的，自然應有額外條文定義照顧責任誰屬，而如果當中動物不被恰當對待，那又如何從涉事者的分工中，釐定不同的責任層次與程度？這就不純粹是一個「謹慎責任」，以及漁護署在上星期五的記者會上簡單講及以上場地，就可以讓人看懂責任歸誰。

更何況，收容所比如貓場狗場的營運，更涉及接收捐款、安排領養，以至當然是照顧、衛生、治療等等的動物生理問題；畢竟收容場所，是繼城鄉以及動物園之外，最矛盾吊詭的空間，因為一方面它是有心人營運以拯救無家動物的場域，另一方面它也像暫托中轉站，理應讓動物不純粹僅止於此終老，而更會聯結暫養或領養家庭，再而騰出空間照顧之後的無家動物。這個場地根本就是隨時間如同流動的、變化的，更絕有機會是資源有限的空間；它有自身的局限與協調，亦與對外義工、暫養和領養家庭存在著千絲萬縷關係，都不能純以「謹慎責任」壟統解讀。

小結：是時間繪出惠及動物的藍圖
近日看到不少言論，是網上有為浪舍場主說好話的人，都被針鋒相對，可見稍站於場主處境設想事件的人，隨時也是罪過。然而不能否定的，是罵者與否，都愛之深切；不過這更反映前文所言，狗場貓場一類的收容場地，都是複雜網絡，可見最後事件發生的責任誰屬，當然可說場主負有全責，但不能就此看輕管理者以外比如義工或參與者的角色。畢竟，「收容所」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的概念，人為管理可以落差極大；而民間自主營運場地，與官方比如漁護署或愛護動物協會，又可以有多少協調而扮演更完善的網絡，為「流浪動物」做得更多，就值得從這次的「謹慎責任」說法，繪出更惠及動物的藍圖。

說到底「量刑重罰」，不是純粹洩憤式的刑期考量，更有其細節與教育定位，同時也要顧及大眾如何學懂與物有情，排拒暴力。至於「謹慎責任」，雖然說是「管有動物的人」要行之以責，但宏觀而言，那是全個城市的事，以讓香港人人知道，我們對動物生境有責任，更有情感，明白眾生皆有感知，而非任人魚肉的「死物」。這是時候因為浪舍影像，教你我激憤說過 「重判」之後，投入為眾生有情細想，合力改變香港的動物狀況了。

[1] 見拙文《如果動物福利算是「理想」……》，刊於立場新聞，201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