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房屋問題不單是土地供應問題（林超英）

（本文原為香港電台邀約撰寫的「香港家書」，於2018年3月31日播出，略有修訂和增添了參考資料。）

林力：

香港近來春暖花開，去年春天去西雅圖探訪你，轉眼間又一年了。　

當時我有點意外發現西雅圖樓價跟香港一樣飆升，更沒想到西雅圖市政府處理大量露宿者的計劃是把他們驅趕出城，香港社會相對善心，政府政策是建設低租金的公共房屋，安置貧困人口，只可惜目前申請輪候時間長達4.7年，以致約二十萬人居住在細小不堪的劏房。

居住是香港的嚴重問題，行政長官前幾天在扶貧高峰會從貧窮角度談到住屋問題，突出地講「一定只能夠靠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言談間提到環保人士代海發聲和請求眾人為居住環境惡劣的小朋友發聲以作平衡，事後惹來一些議論。

我猜想行政長官無意開罪任何人，只是立足在她的觀點談情況，不過我很擔心她看到的房屋問題，不是全局，而是受某些歷史原因局限的狹窄角度，可能導出錯誤的判斷以及得出不能解決核心問題的權宜之計。

香港房屋問題錯縱複雜，最少有三個方面，其一是樓價飆升，連中產也無力負擔，其二是公屋輪候期太長，其三是貧困人口居住環境惡劣。三個方面有不同的原因和需要不同的策略應對，只談劏房和向海洋要地遠遠未能覆蓋問題的全部。

現時樓價幾乎是十年前的三倍，學者研究顯示主要源於巨額外地資金湧入香港，在全球低息的背景下搶購物業，製造了假需求抬高樓價。事實上香港有250萬個家庭，但有270萬個住宅單位（註1），足夠有餘，市民買樓難與供應無關，也與土地供應無關。基於這個理解，如果政府決心解決這個問題，重點不在找地，而在立即確立習近平主席所講的「樓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原則，採取針對性措施，例如限制非香港居民買屋買地和徵收額外印花稅等，遏止外資炒高樓價，也許有人說香港是自由市場不可以隨意干預，不過他們應該知道自由市場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瑞士等，為了保護國民的住屋權利，都已經採取了限購等措施。 

近十多年公屋輪候冊的總戶數由約十萬增至二十多萬
(來源：端傳媒)

近十多年公屋輪候冊的總戶數由約十萬增至二十多萬（註2），以致輪候期加長，何解？以前的香港人多勞多得後可以買樓，不一定要住公屋，但是十多年來青年人的工資停滯不前甚或下降（註3），加上樓價飆升，他們不吃不喝三十年也儲蓄不到癲價，買樓無望的年青人惟有加入申請公屋大軍，非長者單身戶由2000年代初期約10%急升到如今一半以上（註4），這是輪候期愈來愈長的真正原因。青年人的做法是被迫和無可奈何的，政府必須找出造成工資低下的基本原因，必須釜底抽薪想辦法提高年青市民的工資，給他們看到未來而不用把公屋看成「救生圈」，但是這個牽涉到香港的經濟型態和結構，屬於國家多次提醒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靠金融和炒賣樓房支撐香港經濟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建立新的高生產力和合理分配利益的社會。簡而言之，公屋輪候期加長追溯到年青人工資過低和樓價飆升，而不是源於土地供應短缺。 

非長者單身戶由2000年代初期約10%急升到如今一半以上 (來源：信報，見註4)

至於劏房戶居住環境惡劣，實際上也是香港近二三十年經濟運作模式的後果，外判制度把低下階層的勞動價值貶低，高租金令中小企業壓縮工資支出，基層人士工作辛苦但金錢回報不斷下降，以玫貧者愈貧，勞動者可動用的金錢不多，碰上游資推高樓價和租值，勞動階層在雙重壓迫下，無奈退到劏房捱下去，早在1937年，香港政府的房屋委員會早已指出房屋問題源於貧窮問題，八十年後的今天道理依然，行政長官在扶貧高峰會談這個問題十分恰當，不過不談提高勞動回報而只談找地，離開了問題的核心。

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可以簡化為拯救劏房兒童、找地建屋、填海造地。當務之急反而是把房地產炒風徹底壓下去，把給人囤積起來的空置住宅單位釋放出來，同時改善年青人的工資水平，而不是過度聚焦在找尋土地、花費巨資填海造地或入侵郊野公園，更何況在已有的陸地上我們有不少板斧創造住宅單位，例如改建空置政府建築、增加新發展區如洪水橋和錦田南的地積比、市區重建時增加地積比、用好棕地、收回高爾夫球場、在道路或鐵路合適地點建上蓋建屋、在蓮塘口岸及連接道路範圍規劃新發展區等等，方案數不勝數。

只要政府下定決心為香港人的安居樂業努力，願意從根本處着力，方法多得很，不用填海造地，房屋問題的解決也指日可待。

林力，不知道西雅圖政府在解決住屋問題上有甚麼作為？有空時請給我介紹情況。

祝好！
老豆

註1     根據林本利說法  見： 蘋果日報  2017年12月8日

註2     端傳媒  2016年8月10日：「7張圖帶你透視香港公屋」

註3     經濟日報  2017年8月2日：「大學畢業生月人中位數20年跌5.5%」 

註4     「宇論」  2014年10月10日  http://yulun2012.blogspot.hk/2014/10/20141010.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