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見報之日,有傳是雨傘運動期間政府與學生在唯一一次對話時答應撰寫民情報告提交港澳辦之日。以梁振英政府一貫收集、分析和解讀民意的思維、態度和方法,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民情的理解、重視和回應,相信無人會對報告本身或報告帶來的效果有什麼期望;更加毋須期待的,應該是政府旋即提出的第二輪政改諮詢。

諮詢,原本是制訂政策的一個最初和最重要的程序,目的在於蒐集社會大眾對政策的意見,從而讓政策制訂者判斷應否提出政策、如何設計政策、如何執行政策、政策可能產生的效果或影響等等。這是諮詢的實際作用,其象徵意義是民眾透過諮詢參與和影響政策的制訂,並與政策制訂者互動,展現一個社會是否民主,或在不民主的情況下是否以民為本。

因此,諮詢的最重要精神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態度,特別是政策制訂者是否願意聆聽和吸納受諮詢者的意見,是否願意盡力把民意在政策上反映出來。這是為什麼在那些民主已發展的地方,市民和政府都重視諮詢,以及諮詢是有效的原因;反之,一個不重視諮詢或只視諮詢為一種行禮如儀的程序的社會,往往都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地方。

回歸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宗主國是最早實行民主的英國,所以也是一個重視諮詢、而諮詢也是真的有用處的地方;可惜回歸中國後,大概已遭內地的專制風氣傳染,特區政府的諮詢漸漸變得徒具形式,令市民要在諮詢之外以其他方式表達意見,期望政府可以改變政策。

最成功的例子,相信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令當時的董建華政府煞停第23 條立法;2012 年反國教運動,令梁振英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

然而,在政改問題上,與市民直接對弈的,不是香港特區政府,而是專制獨裁的中央政府,所謂諮詢已淪為一個從中央、特區政府以至是所有香港市民都心知肚明的假戲假做的程序。在首階段諮詢,從最激進的民主派到最保守的建制派,均有提出自己的方案,但人大的八三一框架決定,居然比這些方案更保守。及至爆發雨傘運動,香港人用一個比遊行、示威、絕食,甚至是變相或模擬公投付出更多代價的公民抗命方式表達意見,中央政府依然不動如高牆,特區政府也只是跟學生來一次對話,寫一份連他們自己也不會重視的所謂民情報告而已。

既然如此,特區政府其實大可以不做第二輪諮詢,直接向立法會提交一個政改方案表決,反正通過也好,否決也罷,中央政府依然可以欽點特首,香港依然沒有真普選,不如乾脆快快了結,免得大家繼續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爭拗之中。


 政改諮詢 不如不做 (郭榮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