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署風波癥結仍是梁振英（余若薇）

2016-08-04　余若薇　公民薇博

（圖片來源：dbc）

三周前，本欄評論廉政公署原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辭職的事件，已認為事件會大為損害香港的廉潔形象。想不到這幾星期下來，情況更嚴重惡化：另外兩名高層──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和總法證會計師鄧淑妮先後離職；廉署的周年晚宴因大部分員工不願出席而要延期舉行；當然最戲劇化的，還要算是廉署上周五公布，接替李寶蘭出任署理執行處首長的丘樹春在上任12日後提前解約，但是不足3小時後，廉署再發聲明，指他撤回解約申請，繼續留任。

廉署並沒有解釋丘樹春要求解約的原因。這會否跟李寶蘭未能「坐正」的原因相似？他是否收到指令，要特地調查或不准調查某宗案件(例如是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 5,000萬元)，自己未能接受而求去？廉署的第二份聲明頗堪玩味，丘樹春改變主意是因為「經執行處同事強烈挽留，並考慮到廉署的整體利益」，當中廉政專員白韞六並無角色。

真正的原因會否是那兩個多小時內，執行處人員力爭，改變了高層某些決定？姑勿論背後因由，法例訂明廉政專員只向特首一人問責，如此大事，豈非特首問題？

事到如今，港人擔心的已不單是香港的廉潔形象，更是廉署在多名高層離職、士氣低落，以及可能遭到署外的更高權力施壓後，能否繼續履行肅貪倡廉的職責？白韞六很明顯未能服眾，無法有效領導廉署。要重振廉署，他必須接受調查及盡快下台。

早在剛爆出李寶蘭事件時，我已提出，10月成立的新一屆立法會必須以《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事件，現在當然更有需要。但是這星期的一些選舉論壇中，建制派候選人以「尊重廉署的行政程序，外界不應干預」來推搪。其實調查廉署早有先例，1993年的立法局曾成立委員會調查解僱徐家傑事件。建制派為求保護梁振英政府，過去4年否決了所有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的動議，9月的選舉他們若繼續得勢，廉署這場風波定必石沉大海。

當年港英殖民地政府規定，廉署工作直接向港督負責，高層人員也由港督任命，旨在保障廉署調查其他政府部門時不受影響。回歸後，特區政府沿襲這制度，但權力落了在小圈子選舉產生、往往自己牽涉貪腐醜聞的特首身上，廉署的工作反而受到掣肘。要長遠解決這體制問題，還是要從普選特首著手，令他的工作受到人民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