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文化論〉與〈大香港憲章〉之可議不可取，並共勉（祓蕪）

喜見本土沒有流連初選，選舉形象工程之歧路而忘返。反而直入制憲討論，頭炮是日前安德烈的論述。《香港文化論》和緊隨其後的《大香港憲章》，架構理論付之實行綱領，目光相當遠大，策略全面，行動力高，實在值得佩服。對制憲的熱情與努力亦不容忽視。兩篇文章一出當然先睹為快。細讀之下，我認為是可議而不可取，請容我一一道來。

《香港文化論》可議而實不可取之處有二。一、定義太難，搬弄太易。二，費時定義，錯失復興。

一，定義太難，搬弄太易。

首先，香港有四千年華夏文化、二千年嶺南文化、一百七十年英殖傳統，彈丸之地，卻雲集五湖四海華人，南洋華人、東南亞人、南亞人、歐美人、非洲人。香港文化繁雜難以逐一釐清，再立清晰定義。老實說，公民民族論是核心價值的升級國際版，而香港文化論則只是升級本土版。一樣是內容任噏，龍門任搬的把戲。無公論之下，本土主流無以立定，外來文化則無以定位，失去融入的誘因。彈丸香港無迴轉之餘地，矛盾必然激化。《城邦論》以華夏為主流，乃香港一貫之實況，有事實根據，免卻搬弄定義之害。此為一不可取。

二，費時定義，錯失復興。

其次是香港文化發展至今，已百病叢生。基於香港過去的發展進程，由一中轉補給地，變成接收整個中國逃難人材、資金與技術，促使英國引入先進體系加以蓬勃發展。如日方中之際，九七死線預示一切玩完，文化為之驟變成急功近利，紫醉金迷，離地離德。即使出動九牛二虎，力排眾議，清晰定義了何謂「香港文化」。到頭來只得出一個百病叢生的死局，不單毫無價值，更平白浪費香港僅剩無幾的日子。何況在今時今日，大陸文化病毒感染了香港每一個環節之時而作定義，敢問一句：是要玩膠嗎？

根治香港，要追本溯源，回到傳統，回到香港最大的共通點和原點：華夏文化。《城邦論》高舉華夏，一是清晰有力，避免無謂之定義再定義浪費僅餘時間。二是華夏文化博大，樣式多，自然你可以華夏，我也可以是華夏。包容性強，調和矛盾，主次有序，和平共榮。三是《城邦論》最重要之核心：復興。香港固然有一套獨特文化，但已百病叢生，有需要像歐洲經歷黑暗時代催殘後進行之文藝復興。若錯失華夏復興機會，誠為可一而不知何日可再。此為不何取之二。

《大香港憲章》可議而實不可取之處有三。一，君主立憲。二，設立國教。三，未以至公

憲法最重要是權責清晰，權力分配均衡，互相制約而有度。世界上行憲政共和各國之憲法均可供參考，《大香港憲章》條文與一般憲法並無大異，不逐一細談。香港制憲最直接的參考依據是《基本法》，要捍衛《基本法》河水不犯井水之精神，無底線爭取修改《基本法》權力。一旦成功，已是全然擁有制憲權力，係實然的主權國家。安得烈如此侃侃而談，大費周章，用意是充當三個真實議題的精美包裝。

一，君主立憲

事實上我非常羨慕行君主立憲之國。如英日君主於保護民族文化，維繫傳統價值，垂範國民的功德實在可貴。提倡香港行君主立憲，以我所知安德烈並非第一人。其想法的確別出心裁，君主立憲本身並無問題，安德烈亦於其文中仔細列明君主權責。可議是憲章隻字未提一個根本問題：君主何來？

傳統上，歐洲各國王室主要以三方面支持並確立君權。宗教上以基督教君權神授立論，各國王位論理上必需由教廷確認，由教宗加冕；血統上以羅馬皇室為尚；文化上是以希羅為宗，以其繼承者自居。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正是以宗教上的「神聖」，血統和文化上的「羅馬」立國。又例如沙俄王室就標榜擁有東羅馬皇室血統，並奉東正教為國教，確立並鞏固王權。東亞方面以日本天皇為例，皇權則由神話傳說、神道宗教、萬世一系的血統確立。由是觀之，君權是一系列文化宣稱和歷史傳統的產物。現代資訊發達，無中生有立君道統，豈止難以服眾，更甚成為國際笑話，柒出國際。

華夏皇祚已斷，世家大族已沒，難以人為再續。有說，以香港建國有功者立為貴族，再由貴族中以普選方式選出君主，立為虛君。首先，何為建國有功？我日日鍵盤滑鼠戰打得天昏地暗算不算功？再者，君主未立，誰來策封貴族？一如陳雲評「公民民族」為悖論式構詞，「民選虛君」亦犯上一樣的邏輯矛盾。民選即有民意，民意即授權，有權又如何成為虛君？如何確保他安守本分？最後只會落入要麼選聖人，要麼選蠢蛋的兩難之間，聖人何處尋？蠢蛋誰會服？聖人未必希罕做國君，一如猶太人一廂情願耶穌會做猶太君王，而蠢蛋登位便會上演一幕幕失禮鬧劇，有損害香港國家形象。

理論還理論，要理解君主立憲，最重要對歷史脈絡有透徹認識。人類生老病死，國家治亂興衰，萬物生長收藏，一切均有其自然歷程，君主立憲絕非只包含大憲章、光榮革命的一段歷史，而是皇權衰退與民權興起的交替程序與結果。不論民選或武力登極，開國之君有君臨天下之勢，中興之君則有萬眾歸心之德，不可能會實現以虛君為要之君主立憲，而必然是後來衰落昏君積民心盡失之罪，君主立憲方可告成，英國如是，日本亦如是。人盡皆知，幕府大將軍大權在握，而未必知明朝封幕府而非天皇為「日本國王」，人心盡失的正是幕府這「日本國王」，天皇大權傍落，是宗教精神領袖，一直就是虛君，其後貴族發起尊王攘夷大政奉還，成功倒幕，是由「君主開幕」變為「君主立憲」，過程看似激烈，結果卻是自然而然。結論是，君主立憲是漸進脫變，而非建國突變可創造出來。此為不可取之一。

二，設立國教

在此，我首先鄭重讚賞安德烈的視野廣闊而多面。民為國之本，能載能覆。民眾質素之重要性更甚於制度好壞，故此教化之功不可輕忽，實在有必要提倡信仰以行教化，當然不只宗教一途才能教化萬民，但論文化與傳統地位，宗教確能有效提倡信仰，從而教化人民。

據《大香港憲章》所載之主張，天主教會為國教，聖公會亦會立為其宗，主持各種儀式。君主立憲、天主教、聖公會，第一時間令人聯想到香港殖民時期宗主：英國。我相信安德烈是有意模仿英國而作《憲章》，以訴諸香港英殖時期的傳統權威。此舉看似有其道理，一旦對照香港實況，卻異常離地，更相當突兀。根據香港二千零一年人口普查，香港約有百分之四十三人口有信仰某宗教，估計傳統夏華佛道教徒約有一百萬人，基督教新教徒約五十五萬、羅馬天主教徒約四十萬多。在香港，天主教既非傳統的國教，亦非第一大教派。民主精神及社會主流出發，輪也輪不到天主教當國教。而從道德上出發，眾所周知香港聖公會在九七後依附共匪權貴，惡名最為昭彰，建國後即使不清算其罪，亦不可能作為香港國之司祭司儀！再者香港已非英國殖民統治，宜莊敬自強，忌戀棧英國。此為不可最之二。

三，未以至公

安德烈於網上有「聖哲」之美名。之所以稱「聖」因其鮮明的天主教之宗教信仰，稱「哲」為其負笈英國的哲學學術背景。觀其《香港文化論》執迷定義，大有哲學人的通病，亦是自恃哲學學術之利。再觀其《大香港憲章》可議而不可取之二處，令我聯想到其「聖哲」的背景，未避瓜田李下之嫌。憲制乃一國至高之權威，公正公義絕對無妥協餘地，而草擬一國之憲章，定當以大中至正之公心，竭主觀偏頗之私心。此為不可取之三。

哲學的思考方式要麼是預言式的，要麼是檢討式的，難已有效即時回應時局的迫切。之所以人類悠長歷史上同時為成功哲學家和政治家的，好像沒有幾個。別以為我反哲學，我只是反「哲學萬能」之看法而矣。雖人稱之為「聖哲」，亦不能說反安德烈主張即是反哲學吧。安德烈曾被戲稱為「蒸魚」，聽聞他本人並不喜歡。其實「蒸魚」暗合《道德經》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其難在於即時控制火候，應變調和味道。若配以其名，設為反問句「蒸魚安得烈？」，意為「蒸魚豈可過火？」妙哉！無巧不巧，實為雅號。望蒸魚安德烈君潛深鑽研治國之道，破哲學之牢籠，滅宗教之私心，絕功業之妄念。奉大公至正，貢獻其智慧於全民制憲香港建國，共勉之。

作者：祓蕪（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