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從一個傳聞說起

梁錦松的一句「唔係個個母語都係廣東話」，再次令普通話教中文成為城中熱話。有人以為這只是學習語文，若與政治相提並論，是把問題複雜化。可是，「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

今天從一個傳聞說起，據說於2000年至2006年間，教育署（2003年後改為教育統籌局）在小學做過「普教中」與「粵教中」的研究，發現初小生用「普教中」的語文能力稍勝，高小時則兩者的語文能力差不多，可是採用「普教中」的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卻輸了許多，此結論因不利於當局的政策方向，政府擱置了報告。傳聞的具體情况，也許留待立法會議員向政府提出，向公眾交代。在此只想說明，若以為「普教中」純粹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實是忽視了語文與思想的關係。若學習中文，只停留在語音、詞彙的規範與否，實際上是輕重倒置，着重語文學習的皮毛，忽略語文學習的核心。

與經濟政治不可分割

不能否認的是，提倡「普教中」，也與經濟與政治不可分割。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必要普及基本英語；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學習語文，與國際接軌、與內地開展業務，談的是經濟；作為中國一部分而需學好普通話，突顯的卻是政治。2014年教育局「語文學習支援」網頁中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不少香港人的強烈不滿，以致教育局須以〈「兩文三語」正面睇〉加以澄清，表示當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的地方，並因文中有關註釋引起的誤會深表歉意。當中提及的法定語言，誰說不是政治？
為何貶抑廣東話？

港英時期，英語是法定語言，大部分中學，都是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雖然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前人也有不少爭取母語教學的行動，可是也要在九七回歸以後，才真正實行母語教學。然而就連當時大力提倡教育改革的教統會的梁錦松、程介明，仍不願接受母語教育，當中誠然有經濟上的考慮。至於政府的「普教中」的政策，1999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至2008年才有「普教中」支援計劃，提供人力物力在中小學推行。梁錦松提出「普教中」，雖然否認是為了選特首，但仍是對於廣東話的貶抑。為何貶抑廣東話？大概離不開從普通話是一統的觀念，認為普通話是國家的標準語，視之為「正宗」、為「標準」，而這種所謂「正宗」與「標準」，實際上是與政治掛鈎的。

語文學習與國民身分認同的關係

且看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的變化，1978年的中國語文課程中，提及中文科教學的輔助目標是「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學自學和欣賞能力、興趣及習慣，進一步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其他方面的認識」。1990年中文科教學目標之一是「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更指出透過介紹中國文化，「可增進學生對本國的認識，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感情」。2007年提出學習中國語文「讓學生通過學習祖國語文，提升語文應用、審美、探究、創新的能力，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認同國民身分，承傳民族文化」，更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自2002年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現時不少學者和學校對於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仍持有不同意見」，「待政府和大專學院進一步蒐集試行學校的實踐經驗及分析其成效」。可是在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仍「繼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由此可見，回歸後普通話地位日益重要，與英文和廣東話並提，甚至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學習由港英時期的「認識中國文化」，到回歸後充滿感情色彩的學習「祖國」語文，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語文學習與國民身分認同的關係，這實與政治相關。

若有人只把「普教中」問題規限為語文學習問題，而認為將其與政治拉上關係便是把問題複雜化，要不是不了解當中的關鍵，便是企圖淡化當中的政治色彩。企圖把語文定於一尊，唯普通話是尚，把廣東話貶抑為方言，本身便是一種政治，一種語言的霸權。

文：施安娜 @進步教師同盟

（原文載於2016年1月23日《明報》觀點版）
（圖：pentoy.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