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區面積一千餘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兩千萬。其中一千萬人愛它,另一千萬人恨它。不過恨者也流連於其眉眼間不經意的美好,愛者也畏懼口牙裡偶爾流露出的猙獰。
北京,這兩個字等於地圖上的兩個字加上幾千萬人以及難以計數的社會關係。這裡的人脫髮、便秘,通宵工作、醉生夢死,加班積勞、徹夜狂歡,這裡兩千萬人有兩千萬種生活方式。
擁堵的交通、不見天日的霧霾,高昂的房價、永不停歇的工作,有人憤而出走,有人委曲求全,有人兜兜轉轉又回到它的懷抱,還有數以億計的人翹首渴求躋身其中。我們找到五個人,包括一對從上海離開的夫婦,每個人都在尋找內心中流淌着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出走,或是留下,與其說這是一個人與一座城的不同關係,或是一個人與一群人的相聚別離,不如說這是我們每個人在時代的洪流裡探求究竟該如何同自身達成和解。
1
工作幾年後,小語種的專業背景劣勢開始顯現出來了。
屠一凡從中學時期就是尖子班學生,大學從北二外日語專業畢業,進入惠普中國,負責日本方面的客戶服務工作。重點大學,環球名企,京滬兩地跑,按理說當令人羡慕,可在短短幾年後,就碰上了天花板。
她發現自己總在繞着服務支持部門打轉時,才意識到,「好像對自己人生規劃太少了。」在上海供職過一家為保險公司提供IT系統服務的企業後,屠一凡回到北京,入職思科。一方面離石家莊的父母近一些,另外拿到這份培訓崗位的工作後,事業終於又有了破局的機會。
可是,她說。「可是」像一條拉鋸中的繩索,有一個無可更改的事實,將她的未來懸在了石家莊與北京之間的某處——此時她的身份,是一個將滿三十歲的未婚女性。
男友從德國留學回來,見識完天通苑地鐵站的滿坑滿谷,堅決要回石家莊。雖然地理上不算遠,婚後也堅持了一段「雙城記」生活,但回家,對她來說,仍然是個可以預見的結果。
她放棄了所有休假,在思科工作到離職的最後一天。當晚8點鐘在公司做完交接文件,給遠在日本出差的Boss寫了一封郵件,沒多久就接到了對方的電話,並表示十分感謝她幾年來為思科的付出,甚至撂下話,「想回來隨時都可以。」
這讓她大為感動,「忘不了那種受人認可和尊重的感覺。」籍此,她更明確地意識到自我價值,卻也拉大了陷入家庭生活之後的落差感受。
回石後,她與北京的同事保持着密集的聯絡,同時又真實地意識到了一點:那些人的生活與工作,已經徹底與自己沒關係了。
生完孩子,她更一度陷入產後抑鬱,家裡的幾個咖啡杯,在那個時期被摔了個乾淨。「我甚至還跟家裡人嚷『都是你們非讓我回石家莊!』」
曾有人幫忙介紹一個專科學校裡日語老師的工作,可對方所能提供的月薪,尚不及她在思科工資待遇的零頭;當地一家教育集團招聘,去跟老總聊過才發現,所謂「公關主管」,竟是一份需要天天陪客戶喝酒的工作……
推翻自己的部分認知,重塑對職場的概念,與家鄉握手言和,成了她需要完成的頭號任務。
其實到博望志嘗試約訪時,她的時間已經不太容易協調。
採訪完第二天,她要出差一周,很忙。除了孩子,要兼顧的還有一家IT企業,和一間即將開業的咖啡館。年輕媽媽的日常被這三副牌填得很滿,她顯然從抑鬱裡走了出來,鑰匙,就是創業。
屠一凡的愛人發覺她的情緒狀況後,開始拉她入夥當時剛剛創辦的公司。自此,兩位小夫妻之間又多了一層夥伴關係:創業合夥人。
「三年大變樣」後,河北省城在城建層面之外的經濟結構沒太大變局。在這裡創辦企業,與一線城市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渠道,這恰恰也是她與愛人的優勢所在:基於兩戶人家幾代人於本地資源和人脈積累,他們很快尋找到了變現途徑。經人牽線下,他們接觸到本地三家醫院的信息系統升級工程,並最終競標成功。
最初只是代理其他廠家的商品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沒多久,開始獨立研發產品。
屠一凡從包裡取出一隻銀灰色盒子,外觀類似移動電源,不同之處在於沒有任何品牌標識。背面的產品數據標識處的小字寫着「安全盒子」——很難判斷這是一個被用於名稱還是分類的詞彙。
有固定客戶來源,對他們來說,品牌設計的必要性也不明顯,她把公司經營主要交由愛人負責,自己去參加了人社部與科技部分別組織的兩個創業大賽,權當品牌宣傳工作了。
有評委認為他們的這款加密便攜式路由器太容易被大企業模仿,就是俗稱的「壁壘不高」。她就笑,也不打算反駁——當然壁壘不高了,可她不擔心,「我們這是非常細分的一類產品,先做好省內的需求再說。」
她粗略算了算,企業營收規模悄然逼近8位數,挺好。大賽上有些投資人與她有過接觸,採訪結束後,她饒有興緻地問了我一些北京這邊風險投資的信息,又搖搖頭笑起來,說,不着急。
石家莊的團隊開始更像一個着眼在河北省的市場分公司,前陣子,她在中關村找到一位產品技術合夥人,更加核心的技術與研發中心,又要落地回北京了。
2
潘笑(化名)是個4歲男孩的媽,洛陽一家攝影工作室的創始人。今年30歲的她還是一個陪在父母身邊的女兒,以及一個家族企業繼承人的妻子。
她每周休息1天,每年給公司放兩次長假,愛帶兒子四處旅行。她去村裡收舊門、舊柜子,自己設計寶寶服裝,手工製作小翅膀、小雲朵,用來裝點工作室,把照片拍得好玩……
在北京上班的表姐Yummi說,反正,這個表妹是家裡人津津樂道的榜樣式存在。
而在潘笑口中,現在的自己和幾年前的自己完全是兩個人。2008年,潘笑大學畢業,從鄭州來到北京,找了個金融行業經理助理的工作——她的本專業是平面設計。
「完全是因為生活所迫才會去(那兒)上班。」一聲隔着電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的嘆氣後,潘笑不假思索說出這句。當年她本沒什麼北漂闖盪的激情,只因為那裡有朋友。「沒有找到人生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以前我特別不積極向上。」
她想家。爸媽其實對她挺放心,但她一年只能回去一兩次,看着爸媽越來越老,又只有她一個閨女,潘笑心裡接受不了這樣長期的分離。
其實她是喜歡北京的。她喜歡北京的人,也知道這兒好:精神生活、物質生活都特別豐富。可是她當年沒享受過這些。她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宅,周末哪兒也不去。她租住在崇文門國瑞城,不到10平的小屋,月租1400元。
潘笑在北京的那段時期,恰是房價暴漲的當口。她說,2008年、2009年那時候,一套房得三四百萬。倒也沒真去哪裡看房子,她就記得整體的行情是這個價。
「我覺得北京的房價,我根本買不了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頭的,沒有結局的一個事情。」
她不知道,國瑞城現在的房租早就漲到當年的兩三倍,買房就更不必說。2009年12月底,23歲的潘笑離開了這座讓她看不到希望的城市,也不再關心這裡的變化。
洛陽的冬天也有霧霾,也很冷。但回家以後,潘笑整個人都舒服了,安全了,鬆弛下來了。她說,那會兒自己是個特別缺乏安全感的人,很依賴別人,在北京老覺着在漂。一年間耗了不少神,她消沉了一段時間,人也瘦了。
落差也是有的:潘笑找了份文員類的工作,不咸不淡,可早8點就上班的小城作息讓她有些崩潰;此外,逛街時沒幾家商場可去,也讓她感到失落。不過,終歸是安穩了。接着,結婚、懷孕後,潘笑再次辭職。直到兒子1歲多,她重新出來工作,新職業:影樓引逗師。
潘笑是自帶幼師氣質的女孩,路邊的陌生孩子見她都容易高興。生孩子後,她更是看所有小孩都覺得「可愛到受不了」。媽媽的身份打開了她,她變得外向愛聊天,這對做引逗師很有幫助。
邊做引逗師,她邊開始自學攝影。可能因為有美術功底,她雖然單反用得不溜,拍的照片卻在朋友圈獲贊很多。有一天她開玩笑地發了一條:免費拍照,名額一百。沒料有不少人當真來留言了。
「坐那兒想了一會兒,我覺得我想拍,我覺得自己很想拍。第二天就去買了一個單反。」
第一次約拍,潘笑記得特別牢:那天洛陽最高溫42℃。周一拍了一下午,然後用一周時間修片。為了修片,她還花1萬多買了台高配的電腦。那時她壓根沒想賺錢的事,純粹就是喜歡。
影樓的工作每周只休周一,她就一周接拍一個人,大人小孩都有。陸陸續續地,拍到第5個朋友時,開始有不認識的人衝著口碑來找她,她便適當收費。幾個月後,她在老公的廠裡設了一個影棚,算是第一個線下據點。前年春天,她辭了工作,正式當起攝影師——準確點說,是化妝師、攝影師、引逗師兼後期。
客人越來越多,又考慮到老公的廠子距市區太遠,潘笑琢磨着,搬個地方、做個公司。去年10月,她拉了兩位朋友做合夥人;次月,公司註冊完成,她的攝影工作室在市區正式開業,主要接拍0~5歲幼兒寫真。
「其實我是被大家推着走的。」擱幾年前,潘笑也想不到自己會進入一個陌生的行業,慢慢竟還發展得有點模樣。如果滿分10分,她願意給自己的事業打7分。那麼生活呢?她打了9分。
潘笑給工作室把着節奏,每天最多拍2個人,也不去外面做廣告,全靠口碑吸引客人。「有得拍也挺好,沒得拍也挺好。太忙的話,沒有時間去學習,也苦惱。」
潘笑和在北京的表姐經常聊天,不過,她並沒細想過「如果當年留在北京」這類問題。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樣,我特別願意跟孩子在一塊。我之前那個老闆比較工作狂,不管什麼時候都會工作,一個女生也不吃飯,有病也不看,該休息也不休息,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覺得我一定要生活,不要活着。」電話那頭,潘笑頓了頓,加了個「嗯。」
3
鏡子面前,何加仰起頭,脖子扭動半圈,下巴從食指滑過,沒有胡茬,確認完畢,出門。
何加的表演型人格,常令妻子安安發笑。去工作室見客戶,不過步行五分鐘,從家裡走到同一小區的另一棟樓而已。
何加原本在上海做珠寶包裝與陳列設計的工作,但「工作強度和節奏令人身心俱疲,每年夏天都會辭職休息。」2009年回老家,偶識一幫做設計的朋友,於是就留在了合肥。後因一次選秀活動認識了正在上大學的安安,他就在那等其畢業。安安喜歡畫畫,何加熱衷異形與手辦,二人便成立了工作室,命名為「容」,承接平面和室內設計的案子。
不是沒有考慮回上海,那兒離合肥僅三小時車程,何加的父母也已經在那定居,安安說,「但大城市工作壓力大,節奏快得讓人無法適應。」兩人更希望生活安定一些,可以慢條斯理地做事,不要太匆忙。
兩人曾嘗試過開淘寶店,賣創意物件,復古飾品。某次去義烏進貨,安安相中一款小本子,老闆稱一件500個起批,何加對數字毫無概念,掏出六七千塊錢買了單。結果,因過於小眾,那批貨堆放在家,至今沒有賣完。最終,兩人覺心太累,關了淘寶店,「草草創業,草草收場。」
一次偶然的機會,何加接下了合肥一個創意街區的設計,這給了兩人以新方向:獨立做工作室,是合適的路。
2014年,「容」設計工作室正式成立。令何加頗有些意外的是,在合肥,有很多人找他們做設計。容設計拿下了「精神食糧」與「合肥航空」這樣有影響力的案子,工作室的名氣愈來愈大。
安安則有些謙虛,「如果放在上海,我們可能只是小學生的階段。」
「一個月平均接3個案子,騰出時間還可以充電學習。」正是因為地處合肥,房租相對便宜,生存壓力相對小,更有把控自己創作節奏的自由。
靈感匱乏的時候,他們會給自己放幾天假,出去逛吃逛喝,看電影、觀展;狀態來了,又會突擊創意。
何加租了朋友的房子做工作室,一月才4000元。這要在一線城市,估計沒有一萬拿不下來。安安的一位朋友,去了上海之後,迫於經濟壓力,放棄設計改道金融。
工作室並沒有受制於地域,有網絡為媒,他們時常能通過微博接獲客戶,外地案子幾乎佔到一半。
要說小城創業的缺點,人才匱乏與信息閉塞是肯定的。何加希望設計的角色能被拍成電影,再做衍生產品。但這樣的目標,在合肥當地不太可能實現,首先就找不到人才。從人物設計到背景音樂、分鏡頭乃至文案,他都需要親力親為。
何加在手機裡設下便簽,記錄的全都是關於人物背景、故事、主題曲的想法。他希望明年年中能推出自己的第一個科幻故事,以繪本或者視頻的形式展現。
他計劃先自己把框架搭好,基礎打牢之後,再去找杭州相熟的團隊做視頻。「長期兩地跑,成本太高,也太累。」
遇到有年輕人向何咨詢,他會建議對方「無論如何先出去,如果回不來了就不回,如果覺得還是回來好,那就再回來。」他至今仍認為是上海給予了他足夠的養分。
「好的資源與人群都在外邊,我們要經常走出去,才能接觸到更多國際化的設計理念。」
4
我叫陳一(化名),是石家莊人,受父親影響喜歡搖滾樂,高中就開始玩音樂。高考報志願的時候,父親說,不建議把最喜歡的東西當成飯碗,於是我去了成都學習戲劇影視文學。大學玩了四年,和朋友一起組樂隊,我主唱兼吉他,當時在成都那帶還挺火的。
大四下半年,我回到石家莊實習,經家裡介紹在省電視台找了份穩定的工作。小半個月後,我就特堅定地認為到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於是在快畢業的時候,受專業老師介紹,我去了搜狐當管培生,做了小半年,前後換了兩三個崗位,我學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這家企業教我的。
當時我不想找家裡去要錢,就想靠自己,於是在中關村附近租了個地下室,像車棚一樣。每天早上為了不遲到,提前打一盆水放屋裡。有天早上起來一摸那個水,結冰了。我就開始哭,我在北京就哭過這麼一次。
在搜狐我發現自己很喜歡做營銷推廣,管培生期滿後,我到搜狐新娘頻道裡做推廣專員,做了兩年。
後來業務推廣到杭州,我當初去北京的時候就想,我要是離開北京就一定要回家了,沒想再去特遠的地方。離開搜狐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大公司,往上走的空間比較小了。
剛好通過客戶的關係,我去了一家高端的早教中心。當時這個平台剛起步,想對外擴張,剛好我有這方面的經驗,想把幾年學的東西施展一下。在這家一做就做了四年多。
這四年中國早教行業最缺的就是市場人員,老師一抓一大把。如果你有經驗,別的企業就會主動來挖你。
隨着公司的發展,我和我們負責人理念上產生了差異,於是我就離開了,又去了一家公司,也是做教育的。我去了任市場總監,指導開加盟店,待了小四年。
從05年我在搜狐做管培生開始,我在北京前前後後待了共九年半。
高曉松有一句話,我覺着說特對,叫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環境能改變所有的東西。我小時候在石家莊的時候覺着搖滾樂是我的信仰,後來在成都看到上一波搞音樂的,每天在生活和音樂之間掙扎,為了生計去奔波。我就在想,那不是我未來想要的生活。
其實你喜歡一件事,沒有必要當專業。於是後來我就進了互聯網圈子,可能我在這個圈子裡,是玩音樂挺好的;在文藝圈子裡,又是比較會營銷的。我不太喜歡孤注一擲,把自己扔到一個單一的渠道裡。
這幾年明顯感覺以前一起玩音樂的朋友,聚在一起聊不到一塊去,只能在音樂相關的話題上產生共鳴,聊到生活、未來之類的話題就沒法聊了,思維觀念已經不一樣了。
我在北京沒再往那個圈子裡扎,但是跟音樂沒走遠,迷笛、草莓,還有一些地下演出,我都去。還有一些先鋒話劇什麼的,這些都看。
其實北京有一個特別好的文化土壤,你能看到好多最純凈最初始的東西,沒有受到任何商業的熏陶。然而北京也是一個特殘酷的地方,行就行,不行就走,永遠不缺人做這件事。我在北京感覺只剩下了工作,壓力很大,想玩的事情是玩不了的。還有一點,作為一個挺戀家的人,我在北京沒能找到歸屬感,我很懷念在石家莊的各類朋友,我離不了他們。當然北京的朋友也很多,然而更多的是工作關係。
之所以選擇離開北京,再一個和工作相關的原因就是,當時我想創業了。當一個品牌運營了三四年之後,剩下的更多是運維活,沒有太多可以迸發的點。在早教行業待了整整十年,我想換一種生活。而北京創業的起點太高。
當時北京房價挺貴,稍微好點的小區就得四萬塊(每平方米)了,要是買房只能付個首付。那時候我在望京上班,花了兩千塊在石景山租了個一室一廳。我的消費觀是,只要東西值花多少錢都可以,但覺得不太值的時候就不太想動。
14年,那個時候石家莊的房價還沒過萬,同樣的錢我在石家莊可以買套很大的房子。當時我在石家莊租了套一百四五十平的房子,每個月房租五千五六。
我在石家莊開始創業時,發現石家莊的互聯網行業比北京起碼落後三五年。於是我利用自己十年來積攢的資源,創業做了一家互聯網公司,做互聯網營銷,第一年就實現了凈盈利。
這一年也是我拿所有精力來孤注一擲的一年,自己抗下了公司所有行政。我特願意幾個朋友一起玩個什麼事情,然而創業後我發現自己落了單,一個人的時候,完全沒有生活。這一年我過得比在北京壓力還大,孤立無援。
這時候我碰上一個朋友,在當地有一傢具備券商資質的企業,想轉型互聯網金融,希望找一個從北上廣回來有互聯網思維的,於是找到了我。
我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來到這家公司後,基本是我想要的生活,有一份工作,掙錢也還可以,公司挺有前途。我越來越生活了,每周去練瑜伽,每個月去趟山寺,會有很多工作以外的事情。
5
我叫艾樂(化名),家在山東煙台,大學也是在山東讀的。
2014年,大學畢業,我去了北京。剛去的時候,我在中公教育實習了一兩個月。我發覺做老師很枯燥,不適合我這種性格。並且我不擅長和小孩打交道。
那年是在線教育勢頭最猛的一年,泡沫還沒有破,無論是從業者還是資本,都在鼓吹那一年是教育元年。我之前的老闆也出來創業,我就跟着他,陰差陽錯地進了互聯網行業。後來就一直在這個圈子裡面,做市場商務,還有運營。
在北京待了一年半,感覺缺少成就感。當時公司融資困難,所有的東西都停了。工作變少,空閑下來我就覺着焦慮,再加之公司裡學的東西也有限,於是我就跳出來了。
之前在工作上認識一個小夥伴,我覺得人還不錯。隨後今年三月份我就去了杭州和他一起創業。當時也正好想換一個環境,跟着老闆看看他們是怎麼做事的。
在杭州的時候,和北京的這個圈子的聯繫還沒有斷,投資、廣告商什麼都是一撥人。
在杭州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時候,我愈發感覺杭州的成長空間很小,便萌生回北京的想法。這就像談戀愛似的,嘗試了才知道這個你喜不喜歡,所以要多試。
我到杭州來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體驗生活,來看看他們是如何做事的。這時所謂的焦慮還是想做自己興趣的事情。
隨着公司運作開始往好的方向發展,工作也變得日常化,新意就少了,只剩下體力活。與其這樣,不如儘早開始新的嘗試。這時候我覺得差不多,便和老闆提離職。
老闆很好,同事也都很棒。大家更多都是朋友,同事關係都模糊化了。臨走大家都依依不捨,在這裡更多是情感維繫。
我從杭州坐車回來的時候,我和我媽聊天,我媽說你為什麼要回北京?你現在不是挺好的?我說可能你會覺着挺好,但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像處在暴風眼的中心,覺得平靜。
去杭州賺了,收穫朋友了,也體驗生活了。
這兩天回到北京後,跟着一個財經媒體的老師,慢慢進入這個行業。雖然薪酬低,但比起在杭州那段時間要充實很多。
在北京平時周末就去書店或去逛街,也很喜歡去展覽、講座、話劇之類的活動。參加過一些新書發布會,基本上逛過了北京的景點。住在中關村,北大清華那邊常有一系列講座。
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藝青年,但人不能封閉。北京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北京是一座可以待很久的城市,即便買不起房,也有好多你來我往的因素,讓整個人不那麼封閉。
喜歡北京是自己本身賦予它的一種可能,可以帶給我很豐富的精神生活,或是更多的體會。然而事實上我一直都在加班,哪兒都沒去,但我還是很開心,我覺着我在北京。
只有在北京才有互聯網群,在以前,我根本不會認為會通過這種方式去認識人。其他地方的圈子其實不叫圈子,就是一波人而已。到了北京,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圈子,你加了A、B、C、D, 發現他們互相之間都認識。
【生活的故事】逃離北京,以及它的兩千萬種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