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車站」和人的尊嚴

文 | 闌夕

傳統媒體的組織形態遭到劇烈顛覆，卻並未削減其中那些能力出眾的從業者的價值，尤其是在內容品質的拿捏和把控上，摧枯拉朽的新媒體同樣將之視若瑰寶，廣為接收。

這裡要說的例子，是騰訊新聞剛剛完成的直播選題：一個女孩的車站。

在日本北海道的一個邊遠鄉村，因為一名女學生需要搭乘新幹線上學，所以鐵道公司暫緩了這條虧損路線的關閉，將停運時間定在了這個女學生高中畢業之後，而這個車站和經停的這班列車，則成為了僅僅服務於一個人的「極地特快」。

這則洋溢着溫度的故事在社交網絡上流傳極久，直到落幕的一天終於到來：今年三月，日本進入「畢業季」，那名女學生不再需要往返家和學校，而這個車站也將宣告退役，整個日本的互聯網都在關注最後一趟列車的停靠和遠去，就像一本厚重的長篇小說，終於翻到了最後一頁。

儘管故事動人、情節豐富，但是站在中國媒體的角度，這個選題其實欠缺可操作性：

傳統媒體很難批准製作預算，讓一支團隊帶着設備專程跑到日本去記錄這麼一件「小事」，它們更願意在事後直接採購日本電視媒體的影像版權，經過裁剪和編譯之後放到日常新聞的垃圾時間播放。

而新媒體的困難則主要在於囊中羞澀，不可能自行掏錢做一個商業價值極其有限的項目，在碎片化快餐閱讀的趨勢下，海量刷新的重要性要遠高於說服用戶在一個新聞內駐足停留。

所以，即使媒體人的本能敏感都對這件事情多有留意，最後能夠付諸實行的，只有騰訊新聞一家。當然，不是說騰訊新聞有錢任性，這固然是事實，但不是有效的事實。

騰訊新聞的做法也相當省錢，它以拍客的形式在現場傳回視頻，並鼓勵實時觀看的用戶通過評論發言來補充新聞細節，在短短半天時間裡，實現了對社交網絡——特別是微信朋友圈—的高頻佔據。

在操作這個選題的團隊中，前央視《社會記錄》的編導孟田芳等傳統媒體人的作用巨大。離開體制之後，那種其實並無必要的謹慎被專業主義的嫻熟手法取代，加上新媒體的靈活渠道和不同玩法，二者疊加之後，成效卓著。

梁文道評價說，為什麼要直播這種新聞，因為每一個群體、每一個人都有值得關注的地方。

顯然，梁文道自己對媒體行業的冷暖是感同身受的，他在鳳凰衛視的讀書類節目《開卷八分鐘》在非商業化的條件下苦撐七年終告停播，轉投網絡媒介的《一千零一夜》—可以理解為用自媒體的方式繼續向社會和受眾推銷閱讀這種生活情趣——依然收視欠佳。

他曾剖析因果，稱「大眾媒體市場有着『向下』的習慣，即擴大它的觀眾基礎」，所以「向上」的文化類節目就容易曲高和寡。但是，中國的稠密人口，把任何一個小眾市場拿到全球範疇，絕對值都不低，而海外可以做好（文化類節目）而中國尚且笨拙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內容本身沒有掌握好和小眾觀眾群體之間的黏性。

直白的說，在不屬於學習狀態的場景裡，沒有人喜歡接受居高臨下的傳道授業，他們要的是平等，溝通，以及共鳴。

理解了梁文道對於這次行動的讚賞與寬慰，也就理解了傳統媒體人和新媒體人的價值觀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前者習慣談論的始終是內容的品性，後者則愈來愈擅長分享增粉的技巧，而這兩種能力，融合比對立的效果要好得多。

「一個人的車站」無疑起到了非常傑出的示範效應，在戾氣、八卦、跪舔和聳人聽聞割據公眾視線的當下，媒體應當留住一些有關堅守的責任。

這與市場無關，與本職有關。

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媒體（包括學界）左翼化的趨勢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都相當明顯，因為左翼天然保有人文情懷，相比推崇物競天擇的右翼觀點，媒體這個殉道色彩濃郁的行當，多半也只有「聖母」適合擔當了。

比如，我的一些右翼朋友就對這則新聞頗為不以為然，他們從經濟理論出發，認為專為滿足這麼一個人的交通需求而承擔一整條鐵道線路的多年虧損，不如直接停掉列車，把省下來的那筆錢分給女學生讓她在高中附近租間房子，全家搬過去得了。

箇中差異，還是挺有趣的。

王小波說，時事的價值評判有着兩個獨立的方面：「一個方面是國家或者社會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經線；另一個方面是個人的尊嚴，這像是時事的緯線。」而中國自古以來的特點就是經線長得漫無邊際，緯線則短得肉眼都難以辨識。

作為亞洲文明的代表，發生在日本的這件小事經由中國媒體的引渡和放大，或許對媒體行業、對大國民眾都有一些意料不到的益處。

關心人的尊嚴，就是關心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