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話裡,“談”和“蛋”是一個音。某君一聽他這個價格,一笑:“談啥?蛋炒飯!600元一平方米,22平方米就是一萬三,再加上一千元的稅,就是一萬四!儂倒好賺呵!”
1987年,上海外灘,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處不遠的地方,兩對戀人正在共享一條長凳。交叉成麻花狀的胳臂,簡直搞不清這麻花裡到底有多少條胳臂。小夥子不住地揉姑娘的秀髮,姑娘熱得汗水和著胭脂,如同上了戲劇的油彩,這叫熱得快。一會兒,又擠坐了一位不客氣的老者,這對熱得快只能在1/4的長凳上,背靠背地險坐著。會不會擠得掉下凳來?
我年輕的時候看過一部保加利亞的電影,叫《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反法西斯的。現在,我看見了一部可以取名為《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的特大寬銀幕電影。這電影是反什麼的?當然,是反封建的——明目張膽地戀愛!本來麼,既然家裡沒有房子,就順理成章地一對挨著一對地談戀愛。既然沒有戀愛場所,就自己解放自己,創造戀愛的“上海模式”。
同學家在富民路,很好的地段。公用廚房的木樑上掛著十來只買菜的竹籃,十來戶人家機會均等地享有廚房高空的開發權。又聞常見的話語:“儂不客氣阿拉也不客氣!”“公共地方大家好用的!”“儂哪能把東西放到阿拉這裡來了?”“大家勿要吵,嘸沒意思!”“儂吃不消麼去尋派出所好了!”
新搬來的張家,三代四口住一間19平方米的屋子。幾乎所有的傢俱、家用電器都兼作隔牆用。一個三門大立櫃把屋子一隔兩。右邊的雙人床前擋著五斗櫃和縫紉機,左邊的雙人床前擋著電冰箱和洗衣機。傢俱上面堆著紙箱、被套,傢俱下面塞著水桶、米袋。節假日若有親朋來吃飯,那就是一次把沙發翻到床上,把五斗櫃、洗衣機移位的系統工程。
屋外牆上還倒吊著一個櫃子,可放些雜物。張家伯伯望著這隻空中櫃子出神地看著,好像還想看出啥名堂。好像在這樓道的上端還要發射一個宇航站似的。
第二天我去“下只角”的一家住房交換所。這家院子裡的自由洽談區,拉起了一根根尼龍繩。繩上用曲別針、透明橡皮膠、衣夾、大頭針乃至細樹枝、鉛絲、竹片別上或貼了紛紛揚揚的調房招貼。電線杆上更是貼滿了調房招貼,好像穿上了一件由各種紙片拼接起來的百衲衣。一行行自行車的車頭上,立著一塊塊硬紙板,上寫面積、地段、交換條件等等。有人機械地舉著一塊調房牌,靠在電線杆上,木木然的,想必是站久了。有人跨坐在自行車上,一手舉著調房牌,一手捧著英文書在啃,好像是故意找到這裡來鍛鍊亂中取靜的讀書功夫。
“爽氣一點,二調一。”有人舉著自家的調房牌一路兜售。
“阿拉房子老正氣的。”這位用雙手把調房牌擱上頭頂。
“儂的房子是不是亭子間?是假四樓?哦!我曉得了,一頭高一頭低的。低的這頭人也立不直的!
“啥?我有一平方米的地方人是可以立直的。我房子的視窗大。”
“嗨,調房子的辰光麼,啥人都想越調越好,啥人都不想吃虧。這種辰光雷鋒是嘸沒的。”
突然,我眼前一黑,有人把他的調房牌像推鏡頭似的一下推到我的眼前。調房牌寫著一調二,大間10平方米,小間6平米等。一邊氣壯地嚷著:“6平方米這間可以不要衛生間和煤氣!”
明白。他小夫妻倆要和老母親分開住。小夫妻要住一間10平方米的,裝置齊全的。老母親那間麼,只要能把老太婆裝進去就是了。
扭曲的住房,竟能把人也扭曲了麼?可憐父母心!願社會的發展使老人用不著靠子女,子女羞於靠老人,男人不怕女人,女人不賴男人。人是自立的人,家是組合式的家。
這位是初具商品化觀念的男性公民,他出售一間22平方米的私房。每平方米的賣價不低於600元。“談伐?”他喊。
1986年上海有人上書告狀,說一間私房每平方米房價高達300多元。1987年這位公民已經堂而皇之地以每平方米600元的高價出售這間破平房。
上海話裡,“談”和“蛋”是一個音。某君一聽他這個價格,一笑:“談啥?蛋
炒飯!600元一平方米,22平方米就是一萬三,再加上一千元的稅,就是一萬四!儂倒好賺呵!”
“儂嘸沒領過市面?”
“乖乖!要麼是個體戶,阿拉工人是嘸沒介許多鈔票的!”
“儂不看看我這房子在啥地段?走到靜安寺只有7分鐘!”
商品價格的浮動取決於消費者的心理。“儂是啥房子?”已經幾次有人問我了。有這麼多舉牌子的、叫喚的,還不放過我這個旁觀者。
我是啥房子?我是房子?這個住房自由市場上的用語很多都是簡化了的,透著緊迫感、急切感。
又有人問我:“儂面積多少?”“儂是一間二間?”“儂有煤衛嗎?”
20年後,2007年我又來到當年的“下只角”,走進下榻的喜來登飯店。1987年我來這一帶,棚戶又棚戶,棚戶復棚戶。何日有出路?做人太辛苦!而現在,這裡都是很現代的小馬路,兩步就能跨到街對過。商場、超市、電影院、老正興、星巴克,如同一塊魔方,想變什麼就能變出什麼。
上午10點正,走進玩具城,我竟是走進這家新開張玩具城的第一人。
在太多棚戶區的年代,上海人太多苦中取樂。現在,當城市變成大魔方的時候,激發快樂,啟用快樂,我快樂地抱著玩具回到我17樓的房間。我的手機響了。“喂,陳小姐嗎?”一個我完全陌生的聲音。“你是誰?”“我是誰並不重要,陳小姐——”我啪地關上手機。我想“我是誰”是很重要的。手機又響又響。我只好開啟。“陳小姐你忘了拿走會員卡了。”這次對方速速地然而清晰地一句就把事情交待清楚,確實“我是誰”並不重要了。我返身就下到3樓玩具城,那位“是誰並不重要”的“我”正站在進口處,舉著我的會員卡等我呢。而且笑得那麼可愛。對了,這是上海的玩具反斗城遞出的第一張會員卡吧?
我又得意並洋洋起來,不知怎的就想起當年富民路那位張家伯伯,他出神地望著那隻倒吊的空中櫃子,好象看出了啥名堂,好像想在那擁擠的公共樓道的上端發射一個宇航站。而此刻,我拿著上海玩具反斗城的第一張會員卡,心想,上海,一切皆有可能。
（刊於解放日報 2009年06月20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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